俄羅斯總統普京 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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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普京的世界觀究竟是什麼樣的？作為最有權勢的國際政治人物之一，普京較少系統談及自己的宏觀思考。但在2021年10月21日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全會上，普京發表了一篇長約8000字的演講，該講座以中國諺語“甯做太平犬、莫做亂離人”開場，闡述了普京對於當下變動不居世界的深度思考。

他強調疫情和氣候變化給世界帶來的系統性改變，並堅持應該堅持國家的邊界（而非推崇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的作用），應該用漸進變革的文明方式處理問題（而非俄羅斯歷史上的十月革命和蘇聯解體等劇變方式帶來損失），應該堅持有機的價值觀交融（而非如西方左翼一樣激進推動進步價值觀），普京還諷刺了美國好萊塢的政治正確和目前盛行的取消文化，再次明確了俄羅斯“溫和保守主義”的國家哲學。

來自俄羅斯總統 弗拉基米爾·普京。以下是演講全文。

女士們、先生們，
首先，對於你們來到俄羅斯並參加瓦爾代俱樂部的活動，我表示衷心的感謝。
在這些討論會上，你們一如既往提出了許多迫在眉睫的問題，並就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討論，毫不誇張地說，這些都是舉世關注的問題。這又是一個開門見山的論壇主題，甚至可以說是直截了當——21世紀的全球震盪：人類、價值觀、國家。

的確，我們身處一個變化的時代。按照慣例，請允許我就論壇的議程分享一些觀點。

一般來說，“身處一個變化的時代”這句話可能略顯老套，因為使用頻率太高了。時代變化開始很久了，久到變化已經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麼問題來了：變化還值得關注嗎？我同意會議議程製作者的意見，當然值得。
近幾十年來，很多人都引用了一句中國諺語。中國人民是聰明的，他們有許多思想家和寶貴的思想，我們今天仍然可以使用。其中一位思想家說過這麼一句話，你可能也知道： “甯做太平犬，莫做亂離人”。(原文：“Не дай вам бог жить в эпоху перемен” ，英文為“God forbid living in a time of change”)
無論是否願意，我們已經身處其中了，而且這些變化正在變得更加深入和徹底。但中國人還有一種智慧：“危機”。這個詞由兩個象形文字組成——在場觀眾可能有中國代表，如果我說得不對，可以糾正我——這兩個象形文字意思是“危險”和“機遇”。正如我們在俄羅斯所說，“用頭腦戰勝困難，靠經驗脫離危險”。

當然，我們必須意識到危險，並準備好應對它，這不光是一種威脅，而是在這個變化時代可能出現的許多不同的威脅。不過我們也必須想起危機的另一面——決不能錯過的機遇，更何況我們面臨的危機是觀念上的，甚至與文明有關。基本上，這是方法和原則上的危機，決定著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無論如何，我們不得不對其做出認真的修改。我們要弄清往哪裡走，要放棄什麼、修改什麼或者調整什麼。說到這裡，我堅信為真正的價值觀而奮鬥、以各種方式維護價值觀是十分必要的。

人類在大約30年前邁進了一個新的時代，當時為結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對抗創造了主要條件。我相信你們在這個辯論俱樂部已經談了很多。我們的外交部長也談到了，不過我還是想重複幾點。

當時開始尋求一種新的平衡，尋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領域的可持續關係，尋求對世界體系的支持。我們一直在尋找這種支援，但必須說，我們沒有找到，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找到。與此同時，那些在冷戰結束後覺得自己是贏家（我們也多次談到這一點），認為自己爬上了奧林匹斯山的人很快發現，即使在那裡，地面也在下墜，這次輪到他們了，沒有人能夠“阻止這個轉瞬即逝的時刻”，無論它看起來多麼公平。

總之，看上去我們似乎已經適應了這種持續的不穩定、不可預測和永久的過渡狀態，但這也並非事實。

我想補充的是，我們正在目睹和參與的變革不同於人類歷史上反復發生的變革，至少不同於我們所知道的那些。這並非力量平衡的簡單轉變或科學技術的突破，儘管這兩者也在發生。今天，我們正面臨著各個方向的系統性變化——包括地球物理情況的日益複雜，以及對人類是什麼以及人類為何存在的更為矛盾的解釋。

讓我們環顧四周。我再次申明：讓我來表達一下我認可的一些想法。

首先，氣候變化和環境退化是如此明顯，即便是最漠不關心的人也無法視而不見。人們可以繼續對這些進程背後的機制進行科學辯論，但絕不可能否認這些進程正在變得更糟，且需要採取行動。乾旱、洪水、颶風和海嘯等自然災害幾乎已經成了我們正在習慣的新常態。案例俯首皆是，比如去年夏天歐洲毀滅性的水災悲劇，以及西伯利亞的火災。

不僅在西伯利亞，我們的鄰居土耳其也遭受著野火肆虐，美國和美洲大陸的其他地區也是如此。在災難面前，任何地緣政治、科技或意識形態的競爭有時似乎都會變得毫無意義，無法呼吸足夠的空氣、沒有水喝，就算贏了又如何？

冠狀病毒大流行再次提醒著我們，人類社會是多麼脆弱，多麼不堪一擊，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確保人類的安全生存和復原能力。為了增加我們在災難面前的生存機會，我們絕對需要重新思考如何生活、如何管理家庭、如何發展城市或者應當如何發展城市；我們需要重新考慮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重點。我重申一下，安全是當務之急，無論如何，現在已經很明顯了，任何試圖否認這一點的人以後都必須解釋他們當時為什麼錯了，為什麼他們對整個國家面臨的危機和震動毫無準備。

其次，人類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已經惡化到了一定程度，在過去甚至會引發世界範圍的震動，比如世界大戰或血腥的社會革命。人人都在說，目前作為絕大多數國家社會結構基礎的資本主義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再也無法服務於愈發錯綜複雜的矛盾了。

在任何地方，甚至在最富有的國家和地區，物質財富的分配失衡都加劇了不平等，主要是個別社會內部和國際層面的機會不平等。今年早些時候我在達沃斯論壇的發言中提到了這一艱巨的挑戰。毫無疑問，這些問題恐將讓我們面臨重大而深刻的社會分裂。

此外，許多國家甚至整個地區都時常遭受糧食危機的衝擊。稍後可能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危機在不久的將來會變得更加嚴重，並可能達到某種極端。還有水電短缺（今天可能也會討論），更不用說貧窮、高失業率或醫療保健不足。

落後國家充分意識到了這些問題，並對追趕領先國家的前景失去信心。失望激發了侵略性，使得人們加入極端分子的行列。這些國家的人民越發感覺到期望得不到滿足甚至落空，他們覺得不僅是他們自己，連帶他們的孩子也看不到機會。所以他們尋找更好的生活，最終只能移民，這反過來又在更繁榮的國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滋生社會不滿情緒。我無需向你們解釋什麼，因為你們可以通過自己的眼睛看到這一切，甚至比我看得更加透徹。

正如我之前指出的，繁榮的領先大國還有無數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挑戰和風險，而且其中許多國家對爭奪影響力已經不再感興趣了，因為如他們所說，他們盤子裡的東西已經夠多了。許多國家的社會和年輕人對防治冠狀病毒的措施反應過激，甚至咄咄逼人，這一事實表明——我想強調這一點，希望有人已經先我在其他場合提到了這一點——我認為這種反應表明，疫情只是一個藉口：煩躁和沮喪的社會才是更深層次的原因。

我還有一個重要的觀點要講。從理論上講，疫情本應將人們團結起來，共同對抗這一巨大的共同威脅，但它反而成了一個分裂的因素，而不是一個團結的因素。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開始在常見辦法中尋找解決方案——各種各樣的辦法，但十分老套，起不到作用。或者更準確地說，辦法確實奏效，但奇怪的是，它們往往惡化了現狀。

順便說一下，俄羅斯已經多次呼籲放棄不切實際的野心，轉而共同合作，我也會一再重申這一點。這個問題可能會稍後討論，但我心裡的想法很明確。我們談論的是共同對抗冠狀病毒感染的必要性。但事情沒有變化；儘管有人道主義考慮，但一切照舊。我不是指俄羅斯，讓我們暫時不談對俄羅斯的制裁；我指的是那些急需國際援助的國家仍然承受的制裁。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人道主義基本要素何在？看來什麼都沒有，只是空談。你們明白嗎？這就是看似浮於表面的東西。

此外，人工智慧、電子工業、通信、遺傳學、生物工程和醫學方面取得了令人深刻的成就，這些技術革命帶來巨大機遇的同時，實際也引發了哲學、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直到最近還只存在于科幻小說家的想像。如果機器的思考能力超過了人類，會發生什麼？人體的干擾極限在哪裡，超過這個極限，人就不再是他自己，而變成了其他實體？當科學和機器擁有了無限潛力，世間的一般道德界限是什麼？對我們每個人、我們的後代、我們最近的後代——我們的孩子和孫子而言，這將意味著什麼？

這些變化勢頭正盛，我們當然無法阻止，因為它們是客觀存在的規則。無論我們的政治制度、經濟狀況或流行的意識形態如何，所有人都將不得不應對這些後果。

口頭上，所有國家都在談論他們對合作理想的承諾以及為解決共同問題而共同努力的意願，但不幸的是，這些都只是說說而已。現實情況恰恰相反，疫情對早已出現的負面趨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現在這種趨勢只會越來越糟糕。“各掃門前雪”這句諺語終於變成了普遍做法，甚至不再隱瞞了。更有甚者，有人還為此大肆吹噓。利己主義的利益壓倒了共同利益的概念。

當然，問題不僅僅是某些國家和臭名昭著的精英們的惡意。在我看來，它比這更複雜。生活中少有非黑即白的事情。顯然，每個政府、每位領導人都要對自己的同胞負主要責任。主要目標是確保他們的安全、和平和繁榮。因此，對於國家領導人來說，國際、跨國問題永遠不會像國內穩定那樣重要。通常來說，這是正常的，也是正確的。

全球治理機構並不總是有效的，其能力也不總是能夠應對全球動態進程所帶來的挑戰，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事實。從這層意義而言，疫情是有益的——它清楚地展現了哪些機構有能力，而哪些需要微調。

權力平衡的重新調整預示著份額的重新分配，這有利於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目前為止，他們還感到被排除在外。直截了當地說，西方世界開始於幾個世紀前的國際事務統治，以及20世紀末短暫的近乎絕對的統治，正在讓位於一個更加多樣化的體系。

這種轉變不是一個機械的過程，其方式甚至可以說是前所未有。按理說，政治史上還沒有出現過不以大戰和戰果為基礎穩定世界秩序的例子，請參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情況。因此，我們有機會創造一個極為有利的先例。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冷戰結束後沒能在西方統治的基礎上開創這一先例。國際事務現狀正是這一失敗的產物，我們必須從中吸取教訓。

有些人可能會問，我們到哪裡了？我們到了一個自相矛盾的場景。僅舉一例：20年來，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一直在兩個國家開展軍事行動，任何標準都無法與之相比。但最後，它不得不結束行動，放棄實現20年前為自己設定的任何目標，並從這些國家撤出，給別人和自身都造成相當大的損失。事實上，情況已經急劇惡化了。

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以前，一方的戰爭失敗意味著另一方的勝利，對所發生的事情負責。例如，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失敗，並沒有使越南成為“黑洞”。相反，那裡崛起了一個成功的發展中國家，誠然，是依賴於一個強大盟友的支持。現在情況不同了：無論誰占了上風，戰爭都不會停止，而只是改變了形式。通常情況下，假定的勝利者不願意或無法確保戰後的和平恢復，只會加劇混亂和對世界構成威脅的真空。

同事們，你認為這一複雜重組的出發點是什麼？讓我試著總結一下討論要點。
首先，冠狀病毒大流行清楚地表明，國際秩序是圍繞著民族國家而構建的。順便說一句，最近的事態發展表明，全球數字平臺——儘管它們的力量強大，從美國的內部政治流程中看得出來——未能篡奪政治或國家職能。這只是一些很短暫的嘗試。正如我所說，美國當局已經立即打壓了這些平臺的所有者，這正是歐洲正在做的事情，只要你看看對他們施加的罰款規模和正在採取的反壟斷措施，你就明白了。

近幾十年來，許多人拋出了一些花哨的概念，聲稱國家的作用已經過時，而且即將消失。據稱，全球化使國家邊界成為不合時宜的東西，使主權成了繁榮的障礙。你知道，我以前說過，我以後還會說。那些為了自己的競爭優勢而試圖開放其他國家邊界的人也是這麼說的。這就是實際發生的情況。而一旦發現某人正在某地取得巨大的成果，他們就立即回到了關閉邊界的大環境中，首先是他們自己的海關邊界等等，並開始修築圍牆。好吧，我們不應該注意到嗎，還是？每個人都能看到一切、完美地理解一切。當然，他們是這樣的。

再爭論也沒有意義了。很明顯了。但是，當我們談到需要開放邊界時，正如我所說的，事件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只有主權國家才能有效地應對時代的挑戰和公民的要求。因此，任何有效的國際秩序都應該考慮到國家的利益和能力，以此為行動依據，而不是試圖證明它們不應存在。此外，不可能將任何東西強加給任何人，無論是社會政治結構的基本原則，還是某人出於自身原因而稱之為普遍的價值觀。畢竟，很明顯，當真正的危機來臨時，只剩下一個普世價值，那就是人的生命，每個國家都會根據自己的能力、文化和傳統來決定如何最好地保護生命。

就這一點而言，我將再次指出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嚴重和危險程度。正如大家所知，已有超過490萬人死於此病。這些可怕的數字相當於、甚至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參與者的軍事損失。

我想提請大家注意的第二點是迫使我們謹慎行事的變化規模，如果只是出於自我保護的話。國家和社會決不能對技術的質變、環境的劇變或傳統體系的破壞做出激進的反應。我們都知道，破壞比創造容易。遺憾的是，俄羅斯人民是從多次親身經歷中清楚瞭解這一點的。

就在一個多世紀前，俄羅斯面臨著諸多嚴重的客觀問題，包括正在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但這些問題並不大，甚至可能比其他國家面臨的問題更小或更為緩和。俄羅斯本來可以逐步以文明的方式處理問題，但革命的衝擊導致了大國的崩潰和解體。第二次發生在30年前，當時它有潛力成為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但卻沒有適時走上急需的、靈活的、依據充分的改革之路，結果它成了各種教條主義者的受害者，包括反動者和所謂的進步人士——他們都完成自己的任務，雙方都是如此。

有了歷史上的這些例子，我們可以說，革命不是解決危機的方法，而是加劇危機的方法。相比於被損害人類的潛能，任何革命都不值得。

第三，在現代脆弱的世界中，道德、倫理和價值觀領域的堅實支持正變得越發重要。事實上，價值觀是一種產品，是任何國家的文化和歷史發展的獨特產品。國家之間的相互交融肯定會豐富價值觀，開放會擴大價值觀，使它們能夠重新審視自己的傳統。但這必須是個有機的過程，永遠不能操之過急。任何外來的元素都會被拒絕，也許是直截了當被拒絕。任何試圖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他人，並帶來不確定和不可預測的結果的做法，只能使戲劇性的局面進一步複雜化，通常會產生反作用，得到與預期相反的結果。

我們驚奇地看著進程發生在那些傳統上被視為進步標準的國家。當然，美國和西歐正在發生的社會和文化衝擊不關我們的事；我們不插手。西方的一些人支持激進地消除自身歷史的整頁內容，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對多數人進行“逆向歧視”，以及要求放棄母親、父親、家庭甚至性別的傳統觀念，他們認為所有這些都是通往社會復興道路上的里程牌。

注意，我想再次指出，他們有權利這樣做，我們不插手。但我們想請他們也不要插手我們的事情。我們有不同的觀點，或者更正確的說法是，至少俄羅斯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我們必須依靠自己的精神價值觀、歷史傳統和多民族國家的文化。

所謂“社會進步”的宣導者認為他們正在將人類引入某種新鮮的、更好的意識。上帝保佑，像我們說的那樣舉起旗幟，勇往直前。我現在唯一想說的是，他們的處方一點也不新鮮。有些人可能會感到驚訝，但俄羅斯已經實踐過了。1917年革命後，布爾什維克依靠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條，也說要改變現有的方式和習俗，不僅改變政治和經濟方面，更要改變人類道德概念和健康社會的基石。破壞古老的價值觀、宗教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直到完全拒絕家庭（我們也有過），鼓勵告親人的密——所有都被宣稱為進步，順便說一句，當時這些得到了全世界的廣泛支持，而且相當時髦，與當今的情況一樣。順帶一提，布爾什維克絕對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見。

我相信，這應該會讓人想起目前看到的一些情況。看著一些西方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驚訝地發現了國內做法的身影，幸好我們已經把這些做法留在了遙遠的過去，我希望如此。當過去的偉大作家——如莎士比亞——的作品不再在學校或大學教授，因為其中思想被認為是落後的，爭取平等和反對歧視的鬥爭就已經變成了近乎荒謬的侵略性教條主義。經典作品被宣佈是落後的、對性別或種族的重要性一無所知。在好萊塢，分發出去的備忘錄內容是關於正確講故事以及一部電影中應該有多少個特定膚色或性別的角色。這甚至比蘇聯的宣傳部門還要糟糕。

打擊種族主義行為是一項必要而崇高的事業，但新的“取消文化”已經把它變成了“反向歧視”，即反向種族主義。過於強調種族正在進一步分裂人們，而真正的民權鬥士所夢想的正是消除差異，拒絕以膚色劃分人們。我特別要求同事找來了馬丁·路德·金的這句話：“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在一個不是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他們的品格優劣來評價他們的國度裡生活。”這是真正的價值。然而，別處的情況卻變成了另一個樣子。順便說一句，絕對多數的俄羅斯人認為，一個人的膚色或性別並不重要。我們每個人都是人。這是最重要的。

在一些西方國家，關於男女權利的辯論已經變成了純粹的魔幻。注意，當心步入布爾什維克的後塵——不僅要把雞公有化，還要把婦女公有化。再走一步，你就到那兒了。

這些新方法的狂熱者走得太遠，甚至想完全抹殺這些概念。任何敢提到男女之分依然存在這一生物學事實，都有遭到排斥的危險。他們想出了“一號父母”和“二號父母”，“生父母”代替“生母”，“人奶”代替“母乳”，以防性別不確定者感到不安。我重申一遍，這不是什麼新鮮事；在20世紀20年代，所謂的蘇聯文化使者就發明了一些新說，認為他們正在創造一種新的意識，並由此改變價值觀。不過，正如我已經說過的，他們製造了如此混亂的局面，至今仍讓人時常不寒而慄。

更不用說一些真正駭人聽聞的事情了，孩子們從小就被教導，男孩可以很容易地變成女孩，反之亦然。也就是說，老師們實際上是把我們都應該有的選擇強加給孩子們。他們這樣做的同時，將父母排除在外，強迫孩子們做出可能改變他們整個人生的決定。他們甚至懶得諮詢兒童心理學家——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有能力做出這樣的決定嗎？實話實說，這近乎是一種反人類的罪行，卻打著進步的名義和旗幟招搖。

好吧，如果有人喜歡這樣，就讓他們去做吧。我已經提到，在完善自己的政策的時候，我們要遵循正確的保守主義思想。幾年前，國際舞臺上的激情還沒有如今這樣高漲，不過也在愈演愈烈中了。如今世界正處於大變局中，理性保守主義作為政治基礎的重要性，隨著風險和危險的增加以及我們周圍現實的脆弱性而倍增。

保守主義不是無知的傳統主義，不是對變化的恐懼，也不是拖延戰術，更不是故步自封。這是對經過時間檢驗的傳統的依賴，人口的保護和增長，評估自身和他人的現實主義，任務的主次分明，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關聯，制定目標的慎重，並對極端主義方式的原則性拒絕。坦率地說，即將到來的全球重建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其最終構想還不確定，所以在我看來，溫和的保守主義是最明智的行動方針。它將不可避免地在某個時候發生變化，但到目前為止，沒有傷害——這是一種醫學指導原則——似乎是最合理的原則。就像他們說的那樣，“不傷害”（Noli nocere）。

同樣，對我們俄羅斯人來說，這些不是推測性的假設，而是我們從艱難的、時而悲慘的歷史中吸取的教訓。社會實驗考慮不周帶來的代價有時是無法估計的。這類行為不僅會破壞人類生存的物質基礎，也會破壞人類生存的精神基礎，留下道德的殘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構建任何可以取而代之的東西。

最後，我還想說一點。我們非常明白，只有依靠密切的國際合作，世界一直面臨的許多緊迫問題才能得到解決。然而，我們需要認清現實：自20世紀末以來，我們一直聽到的關於拿出全球解決方案解決全球問題的多數漂亮口號，永遠不會實現。為了達成全球解決方案，國家和人民必須將他們的主權權利轉移到超國家的結構中去，其程度鮮有人會接受。這主要是由於你必須為這些政策的結果負責，負責物件不是某些全球公眾，而是你的公民和選民。

然而，我們仍然可以為全球挑戰的解決方案施加一些克制。畢竟，全球挑戰是對我們所有人的共同挑戰，也是對我們每個人的特別挑戰。如果每個人都看到了在克服挑戰過程中能從合作中獲益的方法，合作必定會更加順暢。

為了促進合作，我們可以採取很多方法，比如，在聯合國層面上起草一份具體國家面臨的挑戰和威脅的清單，並詳細說明它們如何影響其他國家。這樣可以讓不同國家和學術領域的專家參與其中，包括你們，我的同事們。我們相信，制定這樣的路線圖可以激勵許多國家從新的角度看待全球問題，理解合作能為他們帶來的好處。

我已經提到了國際機構正面臨的挑戰。不幸的是，現在的問題明顯是改革還是關閉某些機構。聯合國作為核心國際機構，至少在目前仍保留著其持久的價值。我相信，在我們這個動盪的世界裡，正是聯合國為國際關係帶來了一絲合理的保守主義，這對局勢的正常化非常重要。

許多人批評聯合國未能適應快速變化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事實，但其成員應對此負責，而不是聯合國本身。此外，聯合國不僅改善了國際規範，還促進了制定規則的精神，其基礎原則是平等和最大限度地考慮每個人的意見。我們的任務是在改革組織的同時保留這一遺產。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需要確保不會像俗話說的那樣，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扔掉。

這不是我第一次利用崇高的講臺發出呼籲，要求採取集體行動，以正視不斷堆積並變得更加尖銳的問題。正是由於你們，朋友們和同事們，瓦爾代俱樂部正在或者已經成為一個高調的論壇。也正因為如此，我希望通過這個平臺，重申我們願意共同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

朋友們，其他人先前提到的變化，以及你的真實想法，事關所有國家和人民。俄羅斯當然也不例外。像其他所有人一樣，我們正在為時代最緊迫的挑戰尋找答案。當然，沒人有任何現成的方案。但我敢說，我們的國家有一個優勢。我來解釋一下優勢何在。它與我們的歷史經驗有關。你們可能已經注意到，我在發言過程中多次提到了這一點。不幸的是，我們不得不帶回許多悲傷的記憶，但至少我們的社會已經形成了他們現在所說的對極端主義的群體免疫力，這有利於掃平動亂和社會經濟災難。人們真正看重的是穩定，能夠過上正常的生活，並且在繁榮的同時能夠堅信另一群革命者不負責任的願望不會顛覆他們的計畫和願望。許多人對30年前發生的事情記憶猶新，對蘇聯解體後國家和社會擺脫困境所經歷的所有痛苦記憶猶新。

我們所持的保守觀點是一種樂觀的保守主義，這是最重要的。我們寄希望於穩定、積極的發展。這一切主要取決於我們自身的努力。當然，我們也準備好與夥伴們為共同的崇高事業而努力。

再次感謝所有與會者，感謝你們的關注。按照慣例，我將很樂意回答或至少嘗試回答你們的問題。感謝你們的耐心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