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競爭與合作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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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競爭與合作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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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來自11月12日信報 李道 的時事評論

新選制下,立法會選舉是否富於競爭性,繼而會否拖低投票率,成為除勝負以外各界的關注重點,以至有傳炒熱選情已成一項硬任務。相對而言,香港今次選舉肯定不及西方競爭激烈,但卻肯定高於內地的人大政協選舉;這不是說,處於兩者中間的香港可以自我感覺良好,本文要探討的,是當中差異的因果種種。

從香港新選制看……
新選制目的是落實「愛國者治港」,把「反中亂港」人士排除出管治架構,毫無疑問,這是將內地政治觀傾向統一的觀念套到香港,即強調合作文化;不過,由於香港一直認同西式競爭,尤其是有競爭的選舉,「混一色」(甚至「13么」)比「清一色」好的觀點因而佔據上風,故此中央亦冀今次選舉是有競爭的。這固然相當矛盾,畢竟民主選舉的一大原則,就是容許不同政黨及候選人多元競爭,但在參選者必須「愛國愛港」的基礎上,競爭性又難免大減,特別是香港政治光譜不以左右而以黃藍劃分,而這本質上就是以親中派與反共派來劃分。所以,這個選舉才被認為比起「一國兩制」內的其餘矛盾更加矛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尚且可以融合西方所稱的「state capitalism」(直譯是「國家資本主義」,而實際這是否等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香港選舉把愛國與民主融合一起,又是否真箇溝得出「瀨尿牛丸」?
有一點要釐清,新選制絕非毫無競爭。如前所述,就似內地政治的競爭是隱性的,競爭過程不似西方是公開的、外顯的;香港方面,由立法會候選人之提名,到特首選舉之入閘與出閘,誰又覺得裏面沒有競爭?裏面競爭的激烈程度,恐怕不足為外人道!外界實在難以想像。問題核心是,競爭的勝負標準是什麼,而勝負標準的制定權及最終的決定權又落在誰人手中。民主競爭的關鍵,正是候選人向選民負責;至於香港新選制,最終仍須經過選民一人一票洗禮,不過競爭更大程度見諸內部而非外部。這裏還有一點須進一步釐清,就是上述的內部競爭情況,絕非內地及香港獨有。試問,其他地方的黨領導產生辦法,難道又不是先經黨內篩選?好像新上台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便由自民黨內部產生,過程中所有選民均無參與;又如英國首相約翰遜之取代前任文翠珊,同樣只由保守黨內部自己說了算。雖然,自民黨和保守黨之能夠執政,前提有全體選民一人一票的民主結果支持,但最高領導人的中途換馬,則堪稱是黑廂作業,基本沒有民意授權。議會制如是,換作總統制選舉,大選前的黨內初選機制,也只有黨員握有選票,換言之競爭也在內部進行。值得留意是,到了黨內共識確立,全黨理論上必須承認及支持相關共主,亦即從黨內競爭推進到黨內合作階段;到了正式選舉結束,如前所述,則由黨與黨之間競爭推進到全國全政府的合作階段。


從影視綜藝看……
先「貼地」從影視角度入手。譬如西方綜藝真人騷及戲劇,便十分強調競爭性,包括刻意營造對立矛盾,由人與人的爭吵,到戀人間的背叛,由挑戰道德標準,到困獸鬥式生死對決,均是吸引觀眾的戲劇張力、西方影視娛樂的成功方程式,例子不勝枚舉。內地影視當然不乏競爭性題材,近年選秀之多甚而令人生膩,惟節目重點卻少強調內訌,多強調識英雄重英雄,至於最近大行其道,拍攝一眾明星困在一起生活的慢綜藝,更主要呈現樂也融融的和諧感,沒有什麼勾心鬥角畫面──縱然鏡頭外有不咬弦傳聞,鏡頭內都鮮少剪輯強化。就連渲染爾虞我詐的宮鬥劇,也被官方叫停減產。以上,實反映出東西文化的差異。一切都是重視競爭與重視合作的分別。錢幣總有兩面,好像自由的彼岸是監管(人為)與限制(先天),平等的彼岸是階級高低(如職級、長幼),博愛的彼岸是仇恨(要賞善罰惡不能溺愛包庇);競爭的彼岸則是合作,兩者其實各有好壞,當明白箇中道理,就會明白箇中重點乃尋求中庸之道──這個中庸點不必然就是兩者的中間點,這個點也非永恒不變而可隨時能動;換言之,我們既不宜過分高舉競爭,也不宜過分高舉合作。

從政治歷史看……
中共當然不是只談合作,不談競爭。眾所周知,階級鬥爭乃馬克思主義的根基,《毛語錄》繼第一章「共產黨」後,第二章標題便為「階級和階級鬥爭」,可見中共對此十分重視。惟同樣人所共知,階級鬥爭旨在突顯敵我關係,從而強化黨內敵愾同仇的向心力;到了穩坐江山、敵人消失,就概無必要挑起矛盾對立了。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慘痛教訓,更令人認識到撕裂分化的可怖後果。表面上強調合作及和諧,並不代表競爭因此完全絕跡,只是競爭轉為內部進行、兼而內部解決;到內部取得共識,才團體地對外示人,以致內地不少會議的投票結果,都是幾乎一致獲得極高票通過。在西方眼中,會貶稱之投票機器、缺乏競爭,但換中方角度,則是合作、團結的高度展現,絕非一件壞事。中國歷史上,無論在家庭層面強調「家和萬事興」和「家衰口不停」,抑或在國家層面從來對統一天下念茲在茲(今日亦然),都可以看到統一優於競爭的價值觀內涵。

相對來說,西方也絕非只談競爭,不談合作。民主選舉的黨同伐異、互相攻訐,無疑是政治取向及意識形態之間競爭的重大體現。因為,競爭帶來進步,多元的思想碰撞可達兼聽效果,真理總是愈辯愈明。而在歷史上,西方統一時間較短,歐洲至今仍是四分五裂,加之政教分離與政教合一的爭議,君主權力較小易受貴族制衡等等,也強化了多元化及二元性的世界觀,跟中國歷史從政權到思想的顯學均偏向一元截然不同。

然而,民主選舉到底乃是一個在矛盾對立中實現統一的過程。所謂少數服從多數,不正為了尋求共識合作嗎?的確,選舉前盡可競爭,選舉塵埃落定後就要尊重民意、遵從得勝執政黨的領導。此所以,民主選舉往往由落選者承認落敗結束,一日未有敗選宣言,社會一日都難以統一,就似今日仍有特朗普粉絲否定選舉結果。也就是說,對立矛盾終究須要統一,而且也必須統一,否則就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簡言之,在「一」與「多」之間,中方文化追求從「多」走向「一」,幾乎完全肯定「一」;西方文化則最終也尋求「一」,但就不反對以至推崇「多」。

從企業管治看……
競爭與合作的關係,不單在政治上可以體現,企業管治上亦有反映。一間企業內,當然愈多意見愈好,但實際上,則更多是聚集志同道合、理念相同的人一起,現在炙手可熱的科網企業如是,黃店聘藍絲亦恐格格不入(反之亦然)。企業意見之趨於單一,還見諸最終決策權由老闆掌控,員工雖可發表意見,但最終仍是在上位作決。近年國際上所推崇的英雄化、神話化企業家,更隱隱高舉了「一人話事」或「一人公司」的潛文化,而容許同股不同權的股權架構,亦為相關意識形態推波助瀾。反過來說,一間企業內會不會容許兩黨或多派競爭?舉目所見,標榜內部競爭文化的成功企業例子不多。企業界的競爭,主要見諸外部而非內部,即由不同企業競逐市佔與盈利,並在相關資本主義過程裏推動創新,甚而「創造性破壞」。

問題是,企業與國家(或政府)始終有別。例如,企業存亡某程度無關宏旨,除了「大得不能倒」,企業破產倒閉乃是一個物競天擇的正常更替,相反國家則不容許失敗,一旦倒下後果堪虞。此外,員工、顧客、供應商等企業持份者,均享巨大選擇權,倘不滿意皆可跳槽、罷買、斷供之類,但一國之內人民則無得揀,無條件或不能夠移民的只能呆在本國,即使移民出走也恐淪二等公民。

換言之,企業一套可行,不等於國家(或政府)可行。上述關於企業的競爭與合作,也適用於其他偶像團隊、競技團隊、以至興趣同好會等等。

競爭合作的中庸之道
說到底,競爭肯定有其好處,合作亦必有其好處,究竟如何將兩者好處融合?同時間,又將競爭的壞處如易現撕裂、將合作的壞處如易單聲道等,盡量降到最低?「一國兩制」既是一個全新發明,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的都會,現在尚須好好落實一套融合愛國與民主的選舉制度。

今次立法會選舉,微觀地傳統建制陣營注定內訌,因已有超過兩名同路人同時競逐一個議席,互鬥之下必有一敗,操盤人無疑已絞盡腦汁,力求避免不快甚而不和。再展望未來特首選舉,究竟宜預先欽點一人、再找一人陪跑,抑或容許兩名合格入閘出閘人選公平競爭?這也是一個不斷輪迴,每次都令有關方面費煞思量。這裏必須要問:在接受西方民主競爭選舉的同時,大家又做好選前競爭、選後合作的準備嗎?是否願意接受,勝選者就是共主?若無此覺悟,相關選舉注定半吊子的;這無關制度設計,而是關繫中西文化的衝突。

以上歸根究柢牽涉一個矛盾:政治權力的分配是競爭好還是合作好?其中,「香港特色選舉制度」又能否提供最佳答案?只能夠說
,在硬制度的基礎上,仍保留着軟操作空間,並有待社會各界好好發掘鑽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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