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改革──論氣候變化下的後德國模式（上）@信報
走到2021年末，有兩大宏觀趨勢不得不提：一個便是全球暖化，另一個則為我國正在重新摸索自身經濟發展道路。兩個趨勢，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前者是一個世紀危機，後者則是一個機遇，一個攸關重要的歷史轉折點。接下來兩篇文章，筆者謹提出一套可將抗衡全球暖化及推動國家經濟改革這兩大目標結合在一起的「新德國模式」，望能為國家經濟轉型方針制定提供一些靈感，也能為一個符合二十一世紀氣候變化挑戰的國家經濟模式，奠下一定理論基礎。今期先將背景及相關資料與讀者分享，下期再進入「戲肉。
一、「相煎何太急」：應對全球暖化的三大路線之爭
以上提到的兩個趨勢，其一乃是全球暖化。正在蘇格蘭鬧得十分熱鬧、如火如荼的COP26（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便就是應對着全人類歷時起碼未來二三十年的一場硬戰、二三十年過後結果便會揭曉的存在性挑戰，所召開的一次會議。不出所料，會議上自然出現唇槍舌劍的狀況、各地諸侯及菁英口若懸河地提出各種各樣的倡議或承諾。到頭來，有多少只是空談，有多少乃是實幹成果，當潮水退去（或蔓延至沿岸絕大多數地區）時，我們便自然能知。誰有穿褲子、誰在裝蒜、誰在假大空，時間自會證明一切。氣候變化迫在眉睫，卻只見各國之間拿着這全球性危機，以熟悉非常的意識形態及政治鬥爭操作模式，將其變成一個相互指控、分化、在國內拿分爭票的工具。可笑乎？可悲乎？姑勿論地球各國的回應如何，全球暖化乃是一個嚴峻、並正在急速加劇的現象，這一點是現實，不容任何人（包括質疑科學及基本邏輯的極端右翼分子）所質疑。
應對氣候變化的「路線」，主要有三──第一，乃是推動減輕/緩和措施（mitigation），以降低氣候變化的速度及對我們所構成的直接影響。無論是上至大規模減排、地形改造（terraforming）（理論性居多的假設性方案），還是推動全面再生能源發展、或下至鼓勵環保及循環再用，這些種種方案，主要目標乃是拖慢氣候暖化的進程，讓我們能有足夠時間「重上正軌」。這些方案並不指望我們可將全球暖化此趨勢徹底逆轉，但求就算恢復不了現代工業年代前的地面溫度，也起碼能將地球升溫、冰川融化、水位上升的惡劣影響減少拖慢，從而為人類「buy time」，為我們爭取時間去發掘其他的應對方案。此一類方針對工業及科技的要求不高，只需要我們將現有的科技完善些少、再大規模推廣、提升整體滲透率，便能理論上解決社會現存的高排放、高污染、高碳量的惡性因子。
既然那麼好，為什麼我們還要操心其他應對全球暖化的措施及方針？原因很簡單，便是因為減輕措施，一來需要頗多的政治資本、也需要各國政府願意相互配合，放下政治立場及成見，從而透過合作及協商來促進對方及確保自己能妥善落實減碳、減排等確實方案。二來，則是因為全球暖化如長江水一般：浪奔、浪流，水一發則不可收拾。而現實上，要讓人類在新時代存活下來、繼續延伸我們的文明，需要的不只是消極的減輕、緩和措施──更需要我們主動地嘗試「適應」溫度不斷上升的「新常態」。
有見及此，第二路線當然是各種各樣的適應措施（adaptation）。適應措施普遍集中於的領域，並非是要拖慢暖化過程，唯求我們能在地面溫度上升2到4度之間的「邊緣溫度地帶」中生存──只要我們不容地面溫度超越攝氏4度，人類仍能發掘出足夠的方法，讓其能在建築、都市規劃、經濟運作等層面上，盡其量適應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這些方案，包括將沿海建築「拔高」、將沿岸居民撤離海邊至較高的地帶，加建各式各樣的防水浸堤壩，以及將汽車改裝成能適應海陸空不同境況的高科技產物。這些政策，本質上能為我們提供一定的靈活度，讓我們可避過全球暖化最為嚴重而致命的後果，減輕社會上我們的負擔。適應措施本質上不成問題，更是任何一國應對全球暖化皆應當考慮的方向。問題在於的地方，則是我們並不具備足夠的時間，能讓我們慢慢探索及發展「適應科技」。我們並沒有時間──島國馬爾代夫有八成土地海拔不到一米，有九成島嶼正被快速淹沒，高達97%的海岸線正在被磨蝕。這島國的命運多舛，卻也間接揭示了世界各地的沿岸大城市──包括上海、悉尼、孟買──短短30年後便要面對的境況。適應科技一來發展需時，二來也不是那麼容易「創新」或改進──正因為他們的科技要求及資源耗用量整體而言比減輕措施來的為高，也因而令不少國家政府，為了「立功」及展示其處理綠色議題的決心，而將其旁落。
二、「從中國到德國」：再工業化的新長征路最後，有見氣候變化已經在全球各地構成嚴重的衝擊和影響，第三應對路線則應當為「氣候賠償」（climate reparation）（詳可參考Olúfmi O. Táíw, Beba Cibralic去年10月在Foreign Policy中的一篇投稿）。筆者曾就着這一點，發表過不少政治理論評析，指出世上較為富庶及已發展的國家，有必要向他們較為貧瘠而發展中的夥伴伸出援手，以此作為他們變相的一種「賠償」。賠償為何？賠償的，乃是為了過去一百年來，世上所謂的「發達國家」所釋放的龐大碳排放。常聽見有聲音表示，中國乃是全球碳排放量綜合最高的國家（2016年的排放量乃是美國的兩倍）──但須知道，美國的人均碳排放量乃是中國的兩倍。再加上美國在近代一路走來，一直先於中國充分享受着高碳排放、高污染科技所帶來的龐大經濟利益：若一味批評中國，忽略美國對全球暖化所做出的「貢獻」，只是反映出一套非常狹窄的政治價值觀。反之，若一味批評美國「虛偽」，然後不就着我國綠色轉型（Green Transition）做出相應相當的努力，則會被我們思想上的「臭蟲論」針鋒相對所耽誤了，讓我們忽略理解全人類、全世界之困的重要性。
第二個主要趨勢，則是我國近年將經濟發展的重點──從發展服務及金融等「第三產業」（tertiary sector），轉移至重新開拓並推進我國的工業政策發展。有人將此趨勢形容為「德國模式化」，意指國家打算摒棄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漸成形的資本（capital）及金融主導的「虛擬」增長模式（當中倡議者尤在2000年代及後的國策中佔有上風，風頭在10年代中一時無兩），重新將經濟定位放在促進內需以及生產業等「實體」經濟之上。此趨勢大可以中國轉向「德國模式」作為形容。要評價中國是否確實正在工業層面上「德國化」，我們首先得要理順一點──究竟何謂「德國模式」？德國模式泛指二次世界大
戰走來，德國（尤其是西德）的獨有經濟發展模式。此模式可用三點特徵作為概括，一、十分重視製造業發展；二、實體及虛擬經濟兩者相輔相成；三、由中小企推動創新及改革。
先說一。德國的經濟模式，與美國「重服務、輕製造」明顯有別。德國經濟發展關鍵在於其製造業──當中不只是能創造大量就業及投資機會的工業生產業（Non-Construction Production Industry）（佔了德國2020國內生產總值的22.9%），也包含了建築業（Construction）（6%），兩者加起來佔德國生產總量接近三成。表面看來，這相對較低的比例似乎並不能印證德國乃是一個以製造業為主導的經濟體制。但且讓我們將德國與其他國家做一些比較：美國及英國的製造業佔其國內生產總值不到兩成（2017數據）；法國的製造業，僅達兩成。換言之，德國對製造業的重視，讓其在一眾已發展的經濟中，無疑「脫穎而出」──西方傳統經濟模式將現代化等同於「去製造業化、服務業增長」，德國則逆流而上，從而成為一眾已發展經濟中淨出口總值排名第一的「出口經濟」（export economy）。在2020年，德國貿易餘額（trade balance）高達2500多億美元，僅次於中國。正因德國政府投放大量資源於發展各種各樣的製造工業，從而確立了該國在國際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這一點，讓其相對於以金融或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體制，較能抗衡及面對突發性衝擊。
再說二。德國政府視金融市場為輔助生產工業的工具，而不是取代製造業的搖錢樹。德國擁有歐洲各國中最大生產總值的經濟體系，但其金融市場卻在規模上「落後」於英國及法國──當然，對於德國國內跨黨派共識來說，此一點並非「落後」，而是理所當然的。德國沿用的融資體制，乃是集中型，以銀行及主流機構作間接融資為主；反之，英美等地則較多以股票、債券、私募基金等「直接融資」體制作金融市場的基礎，從而鼓勵更多新興、高風險的產業在當地發展。在高利潤但高風險，及穩打穩紮、四平八穩的循序漸進工業發展路線之間，德國選擇的乃是後者，而非前者。也正是這一點，讓德國時至今日，仍是依靠着製造業中的龍頭企業作為其主要增長引擎。資金的使用及分配，乃是為了支持推高生產力的中長期投資及調研，而並非「錢滾錢」的純粹金錢遊戲。這一點，也讓德國得以在過去數次大規模全球金融危機中，較能全身而退，而不受太大的衝擊。
最後，德國政府在反壟斷層面上，遠比受金錢政治（Money Politics）所操控的美國來得為積極。無論是推動當地或歐盟層面的競爭法創新、還是資助就業及發展等直接援助，德國政圈普遍基本上皆重視經濟「基層」的待遇及往上流動──基層指的，不只是勞工及工人，也包含中小企。德國企業有超過九成半屬於中小型企業，為德國供應超過七成就業崗位及絕大多數培訓和技能提升機會。德國企業在「成為世界領先企業」與「讓自己和夥伴企業共同富起來」兩者之間，明顯選擇了後者──這一點，到底反映的是政府政策功勞，還是德國整體社會政治氛圍，仍需更深入的探討。
整體而言，經濟學名家李稻葵曾在他跟羅蘭伯格合寫的《中國經濟的未來之路：德國模式的中國借鑑》（The Germany Model for the Chinese Economy）一書中提出，無論是德國對資本市場的監管，還是德國重視工業、中小企，以及優質勞動力的重視，皆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國借鑑──甚至可成為我們擺脫「英美化」陰影的新模式（paradigm）。當然，這並非指中國正在完全地照辦煮碗地將德國經濟軌跡「搬」到中國去──這一來忽略了中國獨有龐大人口及勞動力供應（然而此人口盈餘，卻有機會因國家當年所引入的一孩/二孩政策而面臨被消耗殆盡的風險，更可能令中國面臨一定的人口老化危機）的優勢；二來也忽略了中國，即便單純依靠內需及內循環，也仍能維繫其經濟的絕大多數正常運作（作為非常依賴出口，本身市場不足以達成類「內循環」的自給自足的德國，這一點未必做到）這一點。
三、全球暖化下的新德國模式：結合應對氣候變化及再工業化的新時代願景
德國模式化，與全球暖化──這兩「化」之間，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之間又有何互動？究竟我國在應付全球暖化之時，能否同時探索一個妥善的經濟轉型方針，一石二鳥？還是我們只能兩條腿分開走路，一邊弄「環保」及「綠化」，另一邊廂則獨立地促進經濟及產業層面上的深化改革呢？我們下一期將會詳細探討「氣候變化下的後德國模式」（A Post-German Economic Model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的具體內容。我先在此拋磚引玉，點出此模式的關鍵大綱。
首先，我們必須認清楚此經濟模式的目的為何──從最宏觀性的角度來說，我們需要找出一個模式，能讓我們糅合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及增長，以及容許我們拖慢、適應以及協助世界各國各持份者應對氣候變化，這兩大「底線目標」。常聽人說，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經濟增長速度與可持續性乃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但假若我們能將兩邊平衡及連接起來，又會如何呢？假設我們能透過再工業化、產業多樣化、將綠色工業拔高成具備戰略地位的關鍵工業，從而以全球環境及氣候變化轉「入」經濟再出發；又或假設我們可透過策略性的資金調動，從而推動最有效、走在時代前端的全球暖化、環境保育研究──與其將經濟發展及對抗暖化視為對立面上的兩端，我們是不是應當考慮如何將兩者融合成一起，為我國戰略性未來點出一條新路？
再說，節能減排、減少消耗，這些目標本質上與我們、與公民的日常生活，乃是息息相關。我們不應，也不可將群體應對全球暖化，與作為個體的我們自身生活模式，生硬地切割開來，更不能墮入那些不承認氣候暖化正在發生的「質疑者」（skeptics）或怠慢者（procrastinators）思想誤區之中，誤以為我們仍有時間，仍有空間。但要推動民間力量去醒覺並意識到抑止全球暖化的重要性，需要不只是政府政治層面上的文宣，更需要我們找到方法，將人類集體的氣候未來，融入我們每一個人的個體生活之中，才能橫跨群體與個人、未來與現在之間的鴻溝。我們下一周的模式，正是為了滿足這一條件而生。
最後，新德國模式最關鍵的主軸，便是要找出理論基礎，讓國家在氣候變化這新時代中，梳理出一套能促進其對全球管治所做出貢獻的政治倫理。應對全球暖化、化解這個世上每一個國家皆要應對，令人尷尬的事實，這正是中國展示出能領導世界各國，放下成見、收窄分歧去解決世紀難題的最佳機會。筆者一直都認為，軟實力比銳勢力或硬實力皆有效，因為其能化干戈為玉帛，也能讓世上諸國的人民由衷地對擁有軟實力的國家產生敬畏、產生鍾情熱愛。作為一個願意、也希望世上各國看到其願意肩起抗衡氣候危機重擔的「領導國家」，我國有必要思考如何透過有機、有原則、有效的綠色經濟改革，尋覓鄭永年教授在《大變局中的機遇》所說的國際話語權。《南方都市報》對鄭永年的採訪之中，說了一句頗為發人深省的話：「爭取國際話權，還是要回歸可觀，回歸理性。」我們下周再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