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正視聽，幾點澄清
較為全面的事實卻是這樣的：綜觀世界各地，中亞及非洲對中國的評價乃是整體頗為正面的；然而中國在拉丁美洲、東南亞裏的整體聲譽卻是較為中規中矩；而至於傳統的歐美勢力，對我國的反感及排斥在過去數年更是有增無減。過去十多年，西方從視中國為一個經濟合作夥伴，變成將中國以各式各樣的形象，渲染成十惡不赦的系統性挑戰者（systemic rival），甚至是對歐美民主制度的一股威脅（threat to democracy）。
有的說，我們無須在乎這些「過氣」英美歐國家在「東升西降」前提下的評頭品足。也有的說，這乃是因為外國媒體及文化機構不斷以抹黑及污衊性的手法將我們國家聲譽破壞，試圖將我們不可抑制的上升軌跡扭轉，但求將我們永遠地困在「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中，讓美國繼續當老大。更有朋友跟我說，以上評論引作基礎的民意調查，其實不能作準，全都是美國及西方勢力的惡意抹黑，我們大可不理。只要昂起頭來做人，自然便能走出一道康莊大道，找到出路。
也有人說，我們需要的是更佳的宣傳手法，只需如美國一般，每年把一批批龐大資金發散出去，散播對競爭對手不利的謠言及攻擊，資助在外部的媒體輿論勢力，便自然能讓我國在外扳回多城。只要我們肯做和敢做，為什麼不能重新奪回論述主導權，然後將西方那副俯視的教師爺模樣，徹底從歷史及世界舞台上踢走？難道我們在擺脫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歷史以後，仍是要向西方勢力俯首稱臣，這到底成何體統？
對於這些聲音及意見，筆者是諒解的。確實，近數十年走來，西方世界在面對種種存在式挑戰及危機時表現乏善足陳，無論是在處理新冠疫情危機初中期時的輕佻及對人命的輕視，還是面臨着自身因帝國主義發動戰役所帶來的龐大道德赤字而仍屢教不改，還是針對中國人民發動的各式各樣言論污衊，評頭品足。我明白為何會有曾經認為美國是民主燈塔的前輩，如今把該國視之為極度虛偽的國度。我明白為何飽受種族歧視及體制排斥的在外的華僑，會對國家崛起及富強感到欣慰。我當然明白為何在目擊了過去幾十年美國對外惡名昭彰的「軍事行動」及後，會有不少朋友對西方諸國所宣揚的所謂「民權自由
」感到惡心。
當雙標變成常態，謊話變成事實，又怎能騙自己，這是合情合理呢？
二、確確實實的軟實力赤字
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到一點很關鍵的事實：我們現時的軟實力，確實比西方諸國──尤其是美國──來得為弱、來得為失效。
軟實力（soft power）乃是任何世界大國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其本質指的乃是一個國家在文化及意識形態等「柔性」層面上所具
備的影響力，讓其能通過影響他國公眾民意，從事所謂的「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從而鞏固自身在國際社會裏面的話
語權及定奪權。軟實力不同於硬實力 （hard power）──後者相對而言是指更為傳統的軍事及經濟實力，往往比軟實力更為明顯
而容易量化。同時，在國際關係分析之中，軟實力也異於銳實力 （sharp power）──後者指的是一個國家通過滲透性、遊走於灰
色地帶的威逼利誘手段，以操控及影響別國外政，干涉當地政權及輿論界的種種手段。
有趣的是，第一，在西方國際關係界中，「銳實力」往往淪為攻擊中國及俄羅斯外交手段的貶義詞；第二，筆者從來不認為銳實
力與軟實力有何根本性的分別──唯一的分別，便是在國際輿論及觀感層面上的分歧：軟實力也是一種操控及影響外政的手段，只
不過在接收層面上，確實讓受眾個人感受及利益得到更完善及慎密的尊重及保障。所以與其說銳實力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實力衡量類
別，倒不如把其界定為缺乏道德認證及民眾支持的次等軟實力。如何擺脫銳實力的困境，提升軟實力，乃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按筆者愚見，我國軟實力短板有三──只要能妥善正視，必然能讓我們在邁向新時代強國路上事半功倍。
三、問題一：民間實力及資源，未曾得到完全釋放
曾幾何時，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術界裏面，主要有三大潮流及論述分庭抗禮：第一股，乃是認為分析中國，必須從中國文化及社會構造，從下而上地分析，先看人民，再看政府的「知華派」，其中以專研中國上層政治與社會文化淵源之間互動的傅高義（EzraVogel）以及深厚漢學根基分析中國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尤為出色。第二股，則認為中國政治模式有其獨特之處，主張以精英離合、派系鬥爭、管治方針演變等角度剖析中國的「領袖派」，其中包括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的李成及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尤為出色。第三股，則是以歐美國家安全及自身利益探討中國所帶來的「機遇」及「威脅」的「中國為外在者」學派，其與前兩派的區別在於，其不認為在學術層面上處理中國的時候，要以一個將中國自身歷史及文化體制放在分析核心的框架來解讀其過去與未來。這些人士當中有不少乃曾經出於中國龐大市場所帶來的可觀經濟及金融機遇，而向中國伸出橄欖枝。而當他們發現隨着中國的經濟開放而來的，並非按照自己想像中那一套的「西方選舉民主」演變，而是一種由衷的文化體制自信之時，其中有不少人自然對中國有所唾棄，「忽然」發現他們眼中的中國「原來是這樣的」。
令人唏噓的是，第三股思潮，隨着中美經貿交惡、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我國國內極端民粹主義抬頭，以及西方本身對自身內政弄得一塌糊塗之際，正逐漸地壓倒第一二股聲音，將西方政壇鐘擺向危險至極的反中一端。在這些人眼中，2022年的中國乃是一個沒有制度論證性的威權國家，本質上缺乏選舉民主、沒有內在制衡或問責、沒有任何透明度，公民沒有西方諸君眼中重視的政治或公民權利，因而必然是將所有民間聲音及有機意見排在體制以外，只剩下官方認許或支持的「政治正確」聲音。他們不會看見國家的基層民主、不會意識到幹部升遷過程中的嚴格問責及考核，也選擇性地忽略國家在應對舉國性危機（包括新冠疫情）上獨有的動員能力、值得香港仿效的效率，以及持續革新的政治實驗。對於這些外國朋友，我常會說，中國確實有其制度性缺憾，但在這大時代裏面，綜觀世界各國，又有何國不是正在摸着石頭過河？
然而另一邊廂，無論是觀感上還是實際上，「公民社會」在中國裏面所擔當的角色及功能，確實與其西方社會對等（equivalent）有所不同。在西方社會裏面，公民社會乃是制衡政府的關鍵勢力，乃是促進問責的篩選者（通過投票）（selectorate）、監督者（通過媒體第四權），以及直接制衡或操控者（通過私人企業及大財團）。反之，中國管治體制本質上視人民為服務對象，憑着重視人民利益的黨內文化及政治操守，將公民社會利益放在管治核心；同時，在賢能集權制為基礎及統一戰線為主調的管治模式下，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更多的是相輔相成，以配合及統合為主旋律。在外國部分評論員眼中，此乃是缺乏制衡的表現；在部分忠誠擁護制度者眼中，此乃是管治的唯一可行模式。我倒認為各處鄉村各處例，不同政治文化社群所產出的體制，自然有所不同。
對於國際社會而言，問題便出於此了──層面有三。第一，對於執着於「民間與政府」之間距離的西方諸國而言（即便是本質心底良好的人），他們每當看見（包括官媒上展示的）內地民間聲音之時，便會認定是官方所支持，甚至是私底下資助的大外宣，將其主觀定為缺乏獨立性及真實性。也正因如此，無論有多少自媒體敢發聲，除非是將西方針對中國的言論及既定思想重新說一遍，否則必然會被抹黑為「打手」或「五毛」。第二，實際上，因為民間部分聲音及媒體在風險迴避（risk averse）的考慮下，跟體制走得太近，變相主觀地懼怕干犯政治底線，寧願循規蹈矩地遵守他們心目中的「紅線」，寧願保守也不敢犯險，以致未能以與官方論述有機結合及相輔相成，向外更靈活地撰述中國發展故事及意識形態。單純地將官媒語言重複一遍，也許能減低政治風險，卻未能發揮民間智庫及輿論分子應當具備的功能，去將國家鮮為人知、體制中人未必會提到的柔性一面，反映出來。第三，最有效的宣傳往往是讓人看不出其中所蘊含的思想──對於中國而言，最有效的宣傳，是將真相完整無缺地說出來。世上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社會是完美的，而如何能有技巧地呈現國家的缺憾美，找出讓世界各地眾人皆能產生共鳴的前進道路，答案乃是我國向來歷史悠久的傳統之一──君可將其稱為四両撥千金，也可以《六祖壇經》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兩句做概括。真正的軟實力，必須能擺脫於政治及體制觀感，同時卻仍能捍衞國民利益。比方說，荷里活表面上常拿美國政府來做嘲笑對象，卻實際上仍是將美國那種個人英雄主義推廣得淋漓盡致。正是這樣，荷里活在影響八十年代東歐及蘇聯地下反共政治方面，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開放民間對外論述、鼓勵文化多元、推動將中國傳統美德及文化，與現代中國的成就，以較為靈活生動手法所展示出來，乃是應對第一個問題的最佳良策。鼓勵更多的民間智庫以有異於官方的語言，但絕對不違反政治紅線或大原則的前提下，親自撰述國家所面對的種種內在問題、廣邀海內外賢能以理性務實態度提供意見，將極端及受資助的反華勢力排在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輿論空間之外，乃是化解第二問題的關鍵。抓緊重大政治底線，同時推動與外國學界及學術界之間公平而開放、沒有前設的對話，則是處理第三隱憂的最佳出路。作為一個新時代大國，我國毋須懼怕辯論、對話、與外國持不同意見的朋友及同路人們進行深入交談──結果可能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呢！
四、問題二：管治模式及意識形態，未能配以外界熟悉而接納的論述框架
筆者曾經跟一些沒有試過生活在海外，但在港這邊非常支持「民主自由」的年輕朋友交談。在他們眼中，他們認為英國及美國的民主制度才是時尚管治的典範，遠比我國來得優秀和「文明」。我於是更進一步地追問幾點，「你們究竟對美國選舉制度的構造，了解又有多深？州與華盛頓之間的權力分布，又是如何？你認為他們三權分立的制度，優勢在哪裏，潛在風險又在哪裏？」（對愛國陣營的朋友們，我也會問針對我國體制的相應問題，包括問責機制為何、民眾參與途徑在哪裏、怎樣看待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年──2025年﹞，所以我絕對一視同仁）。
年輕朋友們的答案，可想而知自然並非那麼的全面（就好比另一邊廂的朋友們，未必能剖析「以人民為中心」的核心主體思想為何）。這一點，我絕不會怪這些朋友，更不會嘲笑他們。我也不想以偏概全地說，所有支持及相信西方民主選舉制度在當地具備一定價值者（包括本人在內），都是愚昧無知的。反而想帶出的一點，是這樣：哪怕是對英美歐等地政治體制的具體證據沒有很深入認知的朋友們，也仍受到英美民主的魔力所吸引，對其深信無疑。若我們單純地遮着眼睛說，「這些反中的人都是無知的、都是被洗腦的、都是被 fake news 忽悠的。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你識條鐵咩，you are fake news！」固然我們會自我感覺十分良好，但卻也間接失去了為我國管治體制正名、提升長遠國際軟實力的寶貴機會。而實際上，這些年輕朋友對中國管治體制的誤解，正反映了我國在西方社會裏面需要打贏的「逆境戰」──現在問題並不關乎我們是否講真話，而是我們講的話，別人究竟能不能明白、能
不能被其所打動。
箇中重點有二。第一，輸出體制的外在性。西方部分評論員如今認定，中國要執意對外「輸出」意識形態（exporting ideology），甚至是將中國集中權力的管治模式套用在外國之上，對民主制度構成直接威脅。事實上，我國管治體制從來都對主動輸出意識形態的興趣不大，其看重的乃是爭取絕大多數國民民心，鞏固自身管治及施政合理權（legitimation）。固然合理權在全球化下有往外走的可能性──也即是，我國也許要開始關注別國人民對其的觀感，但到頭來中國本質上乃是一個無論站在自身私利，還是道德規範層面而言，頗為尊重西發里亞主權（Westphalian Order）的國家。我們並非侵略者，也不是（經濟或軍事）帝國主義者。儘管如此，我們暫時卻似乎並未能提出過一套能說服國際諸國的論述，來讓他們看見中國並非一個以稱霸稱雄為政治究極
目的的霸權──這一點需要的，是柔性說明，而並非剛性的「反擊」及「回駁」。有些事，愈描愈黑。有些事，愈駁愈火。
第二，主觀論證合理性。體制的論證，必然要兼顧受眾的主觀意志及思維。如今西方國家的民眾大抵對「民主」有其先入為主的主見，而「民主」二字也在東西交鋒的冷戰中變成了西方國家攻擊「非我族類」的理據及幌子。與其糾纏在他者善用的語言，倒不如跳出既定的論述框架，以「善治」作為對一切有關中國是否「民主」的最終反駁及衡量標準。這一點，筆者是很認同任劍濤教授所說的「政治價值諸神之爭」，他認為「站在各種不同價值立場的政治論述論說『諸神』，主張的就是不同甚至對立的終極價值及其相關制度。」
「民主」固然是一個攸關重要的管治標準，但我們也無需將其提升至一個「諸神之主」的高度，甚至因而在海外被套上「搬龍門」或「接受民主是好，卻不接受民主模式」的污衊指控──追求平等、捍衞效率、將人民利益最大化，此乃是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體制在不斷革新的情況下所繁衍出的價值觀，我們應當將諸神之主的位置留給「良政善治」，而民主及賢能、權力集中制及基層民主制，則是輔助着主君位置的重臣大將。跟西方民眾說管治效率及能耐、能否讓人民生活感到溫飽，這些論述能有效地繞過「什麼叫做民主」的定義之爭，讓國家能將自身管治倫理更為完整地呈現於國際社會之中，引領我們從二十世紀的「民主」舊時代邁向二十一世紀講求「善治」的新時代。
五、問題三：排外的國粹主義，為國家添煩添亂
我們有必要正本清源，正視如今對世界各地管治體制所構成的最大威脅之一：國粹主義。無論是美國那接近瘋狂的白人至上反科學民粹國粹複合體（英文名稱，暫且稱為 white supremacist anti-science populist ethnonationalist complex），讓其政客及體制在公共衞生危機當前仍為了取悅國內選民，而不斷推出一波又一波針對我國的反智經濟金融制裁及攻擊；還是英國在脫歐前後蔓延的「大英帝國復辟主義」讓當地部分支持保守黨及英國脫歐黨（Brexit Party）的「我是白人，這是我的家」本土主義，還是東亞諸國夾雜了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軍事復辟主義的新時代愛國主義，國粹主義絕對是削弱一個國家國際軟實力及話語權的最大罪魁禍首。
同樣道理，我國必須正視極端國粹主義所帶來的禍害。筆者很尊重的一位國際關係名家奈爾（Joseph Nye），曾發表過一篇文章，中譯版在人民網於2015年2月刊登，題為「提升國家軟實力是中國的明智戰略」。當時他指出，中國共產黨「既注重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時也倡導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如果被外國誤解成民族主義，就有可能削弱中國夢的廣泛吸引力，引發一些周邊國家的敵意。」愛國主義是良性而有機的，讓我們能團結一致，對抗外敵。民族主義，則是排斥一切看似有違國家「狹窄利益」聲音──包括理性的批判聲音，對國家而言絕對是幫倒忙。早前筆者已經評論過何謂真假愛國，在此再作一些補充。
幫倒忙的原因有二：第一，國粹論述讓別國民眾錯誤認為中國必然是一個瞧不起別國的霸權「強國」，因為「強」而自我中心、目中無人。這與我國出發點及初衷明顯迥異，也無助我國建立「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更令我們在外部輿論環境面臨極大壓力。無敵自然是最寂寞──強者難以讓人理解，更難以獲得別人愛戴。縱然美國在二十世紀中葉、二戰結束過後的國力達到巔峰，但在當時和及後的數十年，其並不以自身軍事實力為單純的賣點，而是以自身表面來看所蘊含的故事、價值觀以及意識形態作賣點，通過令人產生共鳴的故事，發揮軟實力、間接助長其世界霸權的威力。這一點，我們毋須完全學習（中國並不想擔當什麼世界警察，也不是以稱霸為手段或目的的「帝國」）但也能從中窺探一二。
第二，過於熱中於「讚美」的國粹論述，驅使我們不自覺地忽視我們現時的缺點及漏洞，未能及時補短修補、拔高改革。王緝思教授近期指出，美國所引進的「脫鈎戰略」確實嚴重衝擊我國科技產業，令我國科技層面上出現一定的制度性風險。筆者相信國家必有應對之策，但在受敵之時，我們應當通過理性的愛國主義，開拓務實的自強空間，吸納海外人才及出國人才回流，到中國這邊闖出一片天。前提是，我們必然要為他們塑造一個良性、有機、開放的研究空間──這一層面上，香港絕對能發揮其應有之義，為國家需要的人才提供一個優良的國際化基地，在我國土壤上蓬勃發展。
六、結語
香港經濟日報 2022年2月14日要提升中國軟實力，我們必先將「韜光養晦」的舊時代思想，與我國新時代主張「多極體系主義」的思維有機結合，再以中華傳統的「海納百川」哲學，重申我國對國際秩序及規條的遵守，同時通過開放民間聲音、剛柔並濟的文化政策、尊重別國底線及利益的文明外交，實踐一個世上人人皆能參與以及接受的中國夢！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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