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要我們勞動 但不容我們生活 黃裕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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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要我們勞動 但不容我們生活 黃裕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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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要我們勞動,卻不讓我們生活。
一、 當工作為了餬口:論經濟剝削,財富不均
「人若沒有夢想,便等同於鹹魚一樣。」這句周星馳電影的經典對白,相信家喻戶曉。

但現實是,夢想是一種奢侈品,夢想的幻滅往往象徵着所謂的「成長」。

綜觀今天的全球經濟,不難看出勞工市場受五大趨勢所支配:第一,過去三十年的機械化及自動化將絕大多數勞工及藍領工作取代,令碩果僅存的勞工,要不是發展中國家中接受接近剝削層面的工資,便是在已發展國家中面對被徹底淘汰的結局;第二,未來二十年即將席捲而來的人工智能及電子化,也同時正將局部的「高技能工作」──包括金融、醫療、技術製造及維修產業──從人類手中轉移到冰冷的機械人手中,大有可能將不少大學、碩博士畢業的尖端人才踢出高薪厚職的行列;第三,從資本直接牟取利潤者,在過去三四十年愈賺愈「盤滿缽滿」,而反之,透過勞動或其他途徑賺取利潤者,則只能接受就業機會及空缺供不應求的殘忍現實──社會趨向一個扭曲的金字塔、中產階級變成了夾心階層、數十年前曾存在的「鄰里式」企業管理及菁英文化,漸漸被一種儼然《魷魚遊戲》的零和思維所取代;第四,中等收入經濟體制,隨着人口充沛及工資更為便宜的後起之秀急起直追,墮入中等收入陷阱──他們的製造業增長放緩、投資比例低、人口老化而生產力漸趨虛弱;最後,自2008年金融海嘯走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持續脫鈎,後者透過一系列的技術及概念性創新(包括演算法、人工智能、區塊鏈、市場融資及槓桿)而促進一小撮精英的急速致富,反之,前者中的勞動者工資及生活水平皆被大幅拋離。在這五大因素共同影響下,不難想像現代底層及基層勞工所面對的艱難生活。

若從數字層面去看,我們未必會察覺到以上的種種──綜觀歐美等已發展國家,絕大多數經濟體制的平均工時自1979起皆有所下降:德國平均工時下降了接近四成,法國平均工時降低了兩成,而連美國也降低了2.13%,似乎與我們所提倡的「剝削」一說有所出入。但這一說法,忽略了三點,第一,工時縮短,並不代表工作壓力有所下降、工作條件有所改善、工人權益有所改善。第二,已發展國家只佔全球經濟體制的一部分,並不足以反映往往人口最多、較多的大型發展中國家實質狀況。第三,現代工作的繁瑣複雜性,並不能與四十年前相提並論──我們應當考慮的是,不同行業中,底層員工是否比中高層員工更為需要進行額外的工作,而這些額外的工作量對他們來說,又有何具體影響。

我們不能只看工時,而忽略其他分析角度。從一個質性(qualitative)角度來說,超時、勞碌、勞役式的工作,對於愈來愈多人來說,不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個必然。世上只有115個國家以法律上制定了最低工資。無論是在沒有實施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的國家或地區中,人民必須透過「多做多賺」的模式維持生計;還是在已經實施最低工時工資保障的經濟體制中,人民為了防免被職場競爭對手所淘汰及超前,才選擇透過「超時扮工」去塑造自身生產力的假象──這些種種情景,皆一一上演在不少大企業、關鍵產業,以及具規模的機構金字塔的低中端──當中,有不少人賺回來的收入,可能只夠他們餬口,而絕對不足以他們享樂、進修,或栽培下一代;更甭論讓這些人就自己工作成果感受到尊嚴或尊重。自2000到2018年,美國薪酬最高一成人實質工資上漲了15.7%,而最低一成人的工資則只上揚了3%。收入最高的1%,從1979到2013年,薪酬增加了超過130%,而最低的九成人,平均增長只有15%。由1997年到2015年,香港大學畢業生平均工資,經通貨膨脹調整後,只增加了7.5%,與香港樓價及物價上漲嚴重脫軌。這些種種現實,皆是不容易接受,但必須正視的真相。
二、 當工作為了取悅別人:論「精英教育」及職場的操演性「內捲」
讀到這裏,大家可能會以為──喔,所謂的剝削、所謂的乏味工作,只不過是「讀不成書」的必然次效果──只要你高學歷、高知識,「書中自有黃金屋」,對吧?

第一,這一點忽略了技術性行業及高端製造業對學歷及知識水平的要求。第二,所謂的「讀不成書的乃是次等人」是大眾社會(尤其是華人傳統社會)所構建出來的衡量標準──我們有何權利或資格將能力及技術未必符合狹隘的考試制度者,排斥並定性為「次等人」?第三,這種說法停留在九十年代至千禧年代初──那時我們沒有電子化、沒有自動化、沒有人工智能。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科技快速發展下,他朝君體也相同。

就拿筆者為例。我求學期間,在牛津大學就讀一門名為政治、經濟及哲學的本科。諷刺的是,本科裏面絕大多數朋友們,在就讀課程期間,要不是為自己將來進入那一間投資銀行或管理諮詢公司工作煩惱,便是就着較為宏觀議題周旋──到底是管理諮詢的靈活度較好,還是投資銀行較高的平均薪酬較具吸引力?不要誤會,這不是對投資銀行或管理諮詢行業的批評──筆者認為能從事這些行業者,在這些行業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之技能及毅力,甚為值得人佩服);也絕不是表示這些行業中沒有為理想、為社會、為公眾利益所奮鬥的堅決戰士──筆者認識不少從事這些「頂尖行業」的前輩,皆透過他們所累積的經驗及閱歷,在其他領域上繼續造福社會,促進改革。

但令筆者最為刮目相看的,卻是朋友們選擇這些行業背後的原因。「讀完政治、經濟及哲學,難道真的從政嗎?」「讀完牛津,入不到Big Three(管理諮詢),都要起碼在Big Four(會計)中出人頭地!」「若Tier One(投資銀行)前沒有位置,那我們得退而求其次,嘗試Tier One尾吧,要不然很難看的」。也對,畢業期限死線當前,不為生活、為生計,難道為夢想及理想而活嗎?沒有誰比誰更高尚,我們可以扮清高,扮高尚,但在經濟壓力及朋輩中的競爭思維所驅使下,難道我們真的可以容忍自己接受「次一等」的工作或工作機構嗎?歸根究柢,畢業生在挑選工作之時,不只要考慮到客觀的經濟及財政情況,更往往要兼顧朋輩之間,以及親朋戚友之間就着他們工作選擇的評頭論足。現代社會將某些行業定性為「高地位」(high-status),這與「高收入」(high-income)卻未必有完全的重疊──比方說,職業賭博者或格鬥手的收入不低於投行的中層管理者,但前者地位卻比後者來為低;反之,有不少著名企業起薪點非常低,但卻因為「高富帥」的品牌效應 (brand name),吸引不少頂尖人才申請。在這前提下,我們選擇的工種、選擇自我催眠去享受的工作,往往乃是為了「取悅」或「令人佩服」(impress) 別人,而不是基於自身真正的偏好及興趣。

這種操演式思維,當然不是英國牛津或劍橋(或美國常春藤大學)獨有的糖衣毒藥──在內地,每年有着數以百萬計的畢業生,若要在同輩之間跑出──若不想落後於別人,畢業生必須絞盡腦汁,為求尋覓到夢寐以求的「起步點」,確保自己不在「起跑線」上落後於人,讓自己找到一塊好的「踏腳石」,愈爬愈上、愈爬愈前。有朋友跟我說,你以為牛津畢業便很牛逼?世上有那麼多牛津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找不到符合自己所謂「人生勝利組」的工作──而要黯然離場、退場,或是淪落為販賣自己的學歷,以賺取薄利?正因為「精英教育」向參與在內的學生灌輸「你們永遠是最好的!」、「你們不容失敗,也不會失敗!」這類錯誤訊息,再加上社會對所謂的成功人生定義永遠停留在那幾項固定職業(律師、醫生、企業諮詢、金融行業)之間,這些種種因素下造就了一個扭曲但見怪不怪的現象──所謂名校畢業的精英,無論是文理商科、皆不約而同地投向他們心目中具「地位」及「榮譽」的工作。入不到最為頂尖兒的大行大公司,也要進入具規模及一定名譽的「精品」(boutique) 企業,賺大錢,幹大事──幹「大事」!

這當然是個人選擇,也是個人偏好的產物──政府又好、父母又好、在一個自由社會中,別人無權去阻止或擅改。但作為當事人的我們,絕對有義務去反思選擇及偏好對社會所帶來的整體影響。管理諮詢、投資銀行、法律醫療,這些都是高尚而具吸引力的行業。但除了這些行業以外,我們社會是否真的就不需要任何其他或額外的產業,也毋須開拓這些另類的經濟增長發展模式呢?為何從政只能被喻為所謂的「次等」行業,而不是由最優秀而對社會抱有熱忱者去擔任呢?為何學術界永遠都被標榜為所謂的象牙塔行業,儘管當中蘊含極大潛能及公共重要性呢?這些問題,不容易解答,也不容我們三言兩語間回應──原因很簡單,當我們的價值觀系統已經潛移默化地接受了社會及時代的洗禮,要移除及剔走這些種種根深柢固的價值觀,又談何容易?
三、 當工作為了論證自己活着的「意義」:論生產力與價值的區別
余華《活着》前言有一句,「人活着是為活而活,而非為了其他任何的身外物而活」──那倒好啊,為活而活,又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態?要真真正正活着,為活而活,說起來很容易,找起來很難找,落實起來更是難上加難。不過筆者倒有一點提議──那便是,我們未必能找到「為活而活」的竅門,也未必能找到最佳活着的方法,但我們能透過排除法,將我們不想見到的生活狀態排除在外。要活着,必先要洞悉生產力與價值的區別。我們的價值,必須獨立於、超越,並擺脫社會對我們生產力以及生產價值的審判及定調。

所謂的生產力,乃是外在的。我們能生產的,乃是建基於社會(結構)能給予我們(作為個體)的資源、配套、設施及環境。我們生產完所獲得的回報,則是取決於社會所建構出來的價值標準、市場顧客及投資者願意投放的資源,以及體制所給予我們參與在內權利的認可。所賺取的回報,並不能,也不應被視為我們自身價值的標準。這是因為,每一個人的「價值」,乃是內在的。且當社會將你視為一文不值,認為你的文章都是垃圾、都是不入流或不符合時代所需的「八股文」、把你唾棄、唾罵,甚至對你人格謀殺──你都不應放棄,更不應受這些論述動搖你的決心及自我肯定。人的價值乃是由心而發,從心而出──無人能過問,且當他們過問,也不能將你的成就及努力扼殺。為活而活,便是為自己而活。為自己而活,前決是,你必須視自己為一個獨立個體,而不是為了迎合他人或別人口味而活的寄生蟲。

在這前提下,我們工作,可以是為了各式各樣的目的──為錢、為財、為地位、為權力。但若此乃是我們從事這些工作的主因,我們不能任由工作成為生命的全部。反之,若我們能在工作的同時,找到更高的意義、找到符合自身偏好及喜好、價值觀及道德觀的宗旨,則必然更佳,因為這讓我們能將生活融入工作之中。

此倡議,似乎有點過度理想主義吧?人總要向現實低頭。現實是永恒,而個人的直接影響──無論該人是多麼富有或有權有勢──只能頂多維持一百多年,因為人的壽命是有限的。理想能讓我們以為可以脫離公眾及社會審判,但現實總會將我們拖回來,蹂躪而改造,直至我們成為機械中的一部分。但此反駁或顧慮,未免過於悲觀了。我們未必能夠一時三刻改變世界上所沿用的價值標準,當然也沒可能將產業結構徹底改變──但我們起碼可以將自我評價及衡量標準與大眾獨裁的審判標準脫鈎,讓我們有足夠底氣應對一切的批評及針對性言論。這一境界,當然不容易。

也有人說,這種說法,豈不是在鼓吹另類的自我中心、自私主義?請不要誤會──價值層面上的脫鈎,自我肯定層面上的獨立性,並不代表我們漠視一切道義責任及義務。我們有必要兼顧他者的感受及利益,因為這乃是人類生活的關鍵一環──缺乏道德觀念、道德三觀扭曲者,無論自身多麼具備價值,都不能稱得上為「完人」。若我們真正地接受我們對他者的道德責成,為自己而活,豈不是正正要求我們要滿足對自己有關重要的道德義務,而不能單純的自私自利?
四、 個人反思如汪峰《存在》所問:「誰知道我們該去向何處?誰明白生命已變為何物?」
我不知道。你也不明白。我們繼續模糊苟活。
曾有人跟我說,學術界的路,是孤獨的,因為不會讓你贏得掌聲、賺取暴利、升官發財,也不會讓你生活安逸。也有人說,走學術界,需要沉澱、需要實際經驗,更需要自身抱着一個願意接受一切奚落及為難的開放心態去處事。當年的我,年少無知,自以為能逃離這陷阱──找到一條康莊大道。事實證明,我錯了。故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界,商界還是傳媒介,世上沒有一個產業或行業能讓你不勞而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又好,社會主義威權社會又好,「勞」幾乎永遠都是大於「獲」──也許這也是正正反映了,工資與生產力之間的脫鈎。也是這一點事實,驅使我們成為被勞役的工具,將我們的創意、自主力、思想湧泉榨乾榨淨,直至我們成為一具具具備優良技能的行屍走肉。

創業成功固然是好事,但又有多少創業失敗的例子,我們是聞所未聞?嘗試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固然是不少青少年的熱血美夢,但當現實給我們一聲又一聲悶棍之時,我們仍能維持着這片丹心碧血,去推動所謂的經濟制度改革嗎?有人說,「這」乃是必然。也有人說,生活的本質乃是痛苦。但我卻想說,這一切都不是自然,更非必然。這也許是現代社會的偶然共業,但絕非現代經濟的必然成本。

要我們工作、要我們勞役、要我們為錢、為名、為利奔跑,卻不讓我們生活。這也許是今時今日我們大多數人現實的寫照。卻正因如此,此時此刻,我們要奪回生活的自主權、拿回我們應有的尊嚴,捍衞自我活着的機會,永不放棄。

自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香港信報 2021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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