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必須重新走入世界 方對得起國家與港人 黃裕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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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必須重新走入世界 方對得起國家與港人 黃裕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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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對國家的價值在於哪?
是在於絕對服從、將內地那一套照辦煮碗地徹底搬過來香港?還是在於為國家在關鍵時候添煩添亂、創造讓有心勢力有機可乘的地緣政治缺口?實然,兩者都不是。

香港對國家的價值,莫過於其維持對國際社會的開放性、讓國際資金及人才能走進國家,即便是在外圍環境十分惡劣的情況下,仍能為中國二軌和非官方外交提供一個另類頻道,與世界諸國接軌。香港對自身熱愛的價值觀和文化的市民(當中必然包括非華人、少數族裔、久住在港的外勞和外籍人士)來說,值得珍惜的地方在於其多元、公開、透明、海納百川的多樣性。同時,華洋共處並非一種單純的口號,而是自開埠以來我城的成功之道──由殖民地政府初期所扮演的「中轉地」及「買辦」角色,轉變成殖民地後期的「自由港」及資金流入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大陸的關鍵跳板,再到回歸祖國以後所擔當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等位置,香港從來都是一個東西交接的城市,也是炎黃土地上一顆耀眼的寶石。
寶石光芒,明顯在過去十年走來,有所黯淡。有的說,這是世界大格局趨勢所致;也有的說,這是內地其他競爭對手及後起之秀急起直追所致。我倒說,不要執迷於過去的對與錯、或是被一時三刻的表象及虛象所蒙蔽──香港的未來,必然在於其重新走入世界,向世界開放,重新成為國家與國際社會的連接橋樑之一。同時,也絕不能幻想自己能獨立於國家,而漠視最根本的政治倫理關鍵所在:唯有在中國土地上,我們才能璀璨、才能茁壯。在此前提,僅提出「三大方向」,並以「一道底線」作涵蓋。

一、 金融創新:積極推動資金流通、促進尖端創新、以資金推動可持續社會建設
香港有必要深化金融創新,積極探索如何彌補現時境內及本港市場不足,拓展與亞太區內外市場的金融交合及合作。若說金融在二十世紀的價值乃是為了支援一小撮的商界企業吸納足夠資金進行大規模創新及業務開拓,維持經營及付出將來才有回報的開支,那二十一世紀金融應當做的,便是要「普惠金融」,讓市民能享用金融成果。全球化過程當中在諸國諸地留下了不少被遺忘或剝削的人,當中包括大小各異的中小企、普羅大眾老百姓中的中產家庭及基層階級,而當中有不少卻在次等金融產品及繁瑣監管下的體制,被排斥在制度以外。

正如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林晨於20年11月的一個專訪指出,香港有必要發展一套全面針對中小企業及消費者的風險評估及管理體系,在保障香港大眾平等享用金融服務的同時,也為我們在大灣區內外「走出去」提供一塊踏腳石。剛成立的北交所專為內地中小企(新三板)提供融資空間──香港此時若能發憤圖強,以港交所為基礎建立完善的亞太區中小企融資基地,透過創新金融工具為外來國際資金提供保證及投資空間,並同時透過類似「滬港通」及「深港通」的政策與北交所接軌,相信此類改革必然能大幅改善資金在民間及非金融系統傳統服務對象的中小企之間的流通性。固然制度性風險可能有所增加,但起碼值得認真調研,細心求證。與此同時,金融創新不能只充當一個口號。我們有必要敢於創新,並敢於在不違國家整體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推動有利內地及香港雙方的金融政策。內地對虛擬貨幣的監管,乃是源於維持整體金融貨幣政策穩定性,以及減少比特幣大幅波動下對國家安全所構成的系統性風險。但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區,香港與內地在國家金融創新上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只要監管足夠地縝密、以人民利益為中心,並同時兼顧香港司法制度對消費者利益的重視(這一點與美國金融法例有原則性差異),發展虛擬貨幣(包括以太幣、比特幣、多吉幣等)及區域鏈,乃是香港在一國之內應發揮的獨特作用,充分反映香港作為經濟及金融實驗場的價值。

區域鏈也能與人工智能及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改革環環緊扣,為香港提升金錢交易全面電子化、金融科技在亞洲中搶先於新加坡等宏觀目標,帶來燃料及前進方向。正是香港在法律基建及仲裁的獨特優勢,讓其能加快推動人民幣「走出去」,在不影響國家對資金流通監管的前提下,提升人民幣在國際社會的流通量及影響力,配合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與此同時,創新過程也必須與國家「信息金橋」相輔相成,扣回以上所提到的中小企利益,實事求是地落實大眾利益。在此前提下,金融不能只是為了「利疊利」,更要將資金及資源重新規劃定向,讓其流向對社會長遠利益有所益處的「公眾利益」。也是這原則,促使綠色金融(Green Finance)及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ment)等工具的崛起,讓本來未必能帶來確實金融回報或收益的社會改良,在市場上獲得定價。香港在這方面,得要下三重苦功──第一,為在箇中各領域的專才提供一個具規模的產業鏈及生態環境;第二,以亞洲為本位,將金融產品定位及涵蓋範圍拓展至全亞洲,包括新興及欠缺金融基建的市場,並將香港優良的軟基建外輸,以求能提升香港及國家在東南亞等地的影響力;第三,也就是最為攸關重要的一點。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與其獨立法治及捍衞法律制度息息相關。法律公義不只是「實質公義」或「程序公義」,更包括「觀感公義」。若外資及外國企業對法律制度失去信心,哪怕是最為「奉公守法」而依足條文去執行法律裁判的法庭,也只會被唾棄。香港必須慎防這一點的可能性,時常保持警惕,才能讓國際資本繼續為國家、為香港及所有持份者服務。

二、 文化共融:中西合璧地塑造新時代文化觀念、不盲目崇洋,也不盲目排外
香港有必要落實真正的文化共融,而不是受單薄的意識形態主宰,忽略了我城在世界文化圈中所扮演的關鍵作用。我們不能盲目崇洋,而將殖民地歷史及西方霸權主義洗白,忽略了傳統審美觀當中的西洋滲透及「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ism)主義。有前輩曾跟我說,為何我們港人一想起「專業術語」及「學術成就」,便必然向英語及西方靠攏,而忽略了我們自身應有的話語權及文化底氣。

與此同時,有不少人將西方文化畫上一個等於「優越」的等號,然後在港推動所謂的殖民地懷勉主義(colonial nostalgia)。這一點,削弱了我們與正在逐漸擺脫殖民陰影的發展中國家的聯繫,也間接地摧毀我們作為中國人應當慶祝及了解的家國情懷。我們不能盲目崇洋,不能因為「是西方的,便是香的」。這一點,作為一個深受多年西方教育影響的年輕人,我是深深地感同身受的。文化本質上能構建出我們對世界的認知,透過我們的「慣習」(註:與「習慣」不同,英文乃是habitus,詳見皮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區隔》(Distinction)一書中的探討),影響我們的價值觀及對身邊之人物的評價。我們沒必要過度抬舉西方的宗教、音樂、文學、語言,而間接疏落了華人自身的歷史文化。但同時令我懼怕、令我同樣地憂心的,卻是一種另類「矯枉過正」、一種「是西方的,便是臭的,便是要反對的!」的盲目排外思潮。

香港向來都是一個包容性極強的都會,是中國向世界開放的窗口,這一點我們必須珍惜、更須捍衞。很多海外的朋友們,來港到港落地生根,融入香港生態;也有不少在內地出生而「海歸」回來的同胞們,乃是深受香港包括西方文化符號、與國際社會通用的流行文化吸引,才來港發展事業生涯。且當這些通通皆是功利之說,放開不說,我們必須記得,任何一個地方的文化都有其獨特之處,其獨特性本身蘊含着的內在價值,必須好好珍惜,而不放逐。盲目排外、針對西方一切東西,乃是一種危險的否定修正主義。是不是西方所有的,都是帝國主義及霸權所致?是不是所有現代美國或英國慶祝的,我們都要壓根性地排斥?不、不、不!真正的文化自信,乃是呈現於我們能在開放地接觸不同文化,及後冷靜下來後仍能看到自身文化的美德和優越之處──這才是自信。作為一個西方了解中國、中國看國際社會的視鏡,香港不能摒棄其根源、愧對國家在文化創新層面上對其的期望。

也正因如此,香港有必要落實二十一世紀港式文化。說白一點,便是捍衞本土文化及象徵、保留並鼓勵更多人學懂學通廣東話、將香港近代歷史完整無漏地保存下來,傳承下去。港人的共同記憶,必然與內地同胞有所不同──但唯有有機碰撞及交流,才能讓雙方趨向一種和而不同的高層次包容。反之,若為了表面的政治正確,將港人熱愛(包括西方盛行)的文化、音樂、故事、語言貶低,並將其設置為不符國族利益,這一來對香港文化傳承必然構成不必要的打擊,二來也大幅削弱香港吸納外國資金、人才、文化代表等的獨特能力。一個後全球化新時代的文化觀念,並不應局限於國與國之間的距離,也不應受族裔區隔所束縛──香港的語言,應當既是有山東話成份,也有蘇格蘭口音英語在內;香港的藝術,既有西洋後現代作品,也有中國當代攝影展覽;香港的「樂壇」,既有本地流行樂手,也有在地尋覓保育土地的崑曲大師。

香港應當大幅鼓勵優質到港移民,吸引包括東南亞及歐美等地的人才到港工作、成家立室、建立自身的事業、貢獻香港的產業重組及改革(包括欄友鄧希煒教授所提倡的再工業化)。同時,儘管短中期內香港未能與世界通關,長遠而言,與世隔絕的隔離措施並非一直依賴資訊及人口互通的香港之長計,有必要在公共衞生及國際經貿地位之間取得平衡,讓香港得以維持持續競爭力,也為有意了解國家、認知國家真實一面的外國朋友們,提供一個較為中性的緩衝點。有人說,「香港毋須眷戀外國人,只有咱們國家同胞便已足夠」。也有人說,「香港是中國人的地頭,外國人不喜歡的話,便走吧」!這些言論固然反映出一種較為強烈的主觀意志,卻並非香港所需的文化思維及觀念。若我們不再對世界開放,若我們只剩下一種狹窄而以排他性為主導的消極文化,我們仍能稱得上是「國際大都市」嗎?放鬆從內地及外國到港的移民規定、以積極正面(如新加坡)的誘因吸引高端人才到港,此乃是香港重振旗鼓、重拾光輝的當務之急,我們確實不能再耽誤下去了。

三、 體制開放:提升管治民眾參與、落實制度性問責、在賢能管治中引入公開競爭
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8年末接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曾表示香港及澳門在「體制改革」發揮着關鍵「助推作用」,以及在「城市管理」層面上起到「借鑑作用」。這兩點十分重要──香港之所以不應將內地現有那一套徹底複製,是因為我們要為內地現有體制的改良擔當關鍵、正面而具建設性的作用。改革開放乃是國家過去四十多年以來非常關鍵轉折點的其一(並非唯一),反映着中國對「走出去」及與世界接軌的堅持及承擔。香港若要履行「一國兩制」對國家所做出的承諾,則必須保留其自身制度獨立性,在一國主權下推動管治創新。

依我愚見,要落實這一點,涵蓋至少三點關鍵要素:提升管治中的民眾直接參與、落實制度性問責、將西方選舉制度中的競爭性與東方賢能管治的長處糅合,鋪墊出一道具中國香港特色的善治之路!此一做法,需要敢於嘗試及推動制度性改革的領袖,在現有框架中尋覓能符合港人利益及國家底線的新穎方案,確實不容易。

首先,得要提升民眾參與。自回歸以來,香港沿用的開放選舉制度,似乎過於側重所謂的「程序公義」,而忽略了「民眾參與」的重要性。本來區議會乃能充當此一職務,卻因分權未足夠地仔細,並被極端聲音所綁架,而淪為將民眾意志與體制「強制對立」的一個政治鬥爭場。長遠而言,區議會(以及筆者曾多次提倡重新設立的二級立法機構,市議會)仍能充當着關鍵地讓民投票、選出政治及管治代表的角色──這與內地現有的鄉村選舉基層民主有異曲同工之妙。與此同時,政府有必要為有心有力的民眾提供土壤及資源,去重塑自身社區的結構及樣貌,在不影響別區的前提下,開放地區管治,讓民眾能感受到能妥適影響及主宰自身日常生活的「自主權」。說老實話,香港從來也不是一個每件事皆「泛政治化」的政治空間──若人民能看到可以直接而有效地改良自己生活條件,相信連對體制秩序本身抱有一定不滿者,也會順然地逐漸接受管治秩序,透過主動參與領略到公民社會真正的奧義。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貫徹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主體思想,將問責思維制度化及恒常化。「問責」不應是一個口號。廣州有個別官員早前大規模遷移並砍伐城市樹木,因而被中紀委調查並受處分,當中5人免職。過去一年以來,也有在南京及西安的官員,因抗疫不力及罔顧民眾利益而受革職。一個賞罰分明的問責制度,必須有「負責」及「論責」的兩重功能:犯錯者必須負責,上司必須負擔起論斷下屬和自身責任的重擔。香港歷史悠久的行政系統,理論上正應能為這兩重功能提供一套有效的制度框架。但如何落實,如何將內地優良的特徵與香港沿用已久的體制結合,這乃是任何對港管治抱有熱忱者必須深思熟慮的問題。制度性問責也得應用於管治團隊中的行政及立法者,以及在監察管治者的司法制度之上。香港三權之間即便是相互配合,卻也必須是以有
機形式作協調──司法制度本質上是要確保行政立法者失職或失效之時,市民具備平反及約束掌權者的能力;反之,行政及立法過程必不能受不必要司法程序的過度約束,而導致施政速度被拖慢,甚至在官僚主義的圍堵中失去效用。

最後,筆者必須重申一點 –香港獨有的政治歷史,乃是一把雙刃劍。沒錯,我們在殖民地時期最終數年及回歸初期至今大致沿用的「選舉為主」制度,有其歷史及政治重要性。但同時,此制度中所蘊含的「選舉主導民主=良治」的迷思,卻令無數港人為爭取他們心目中的香港政治願景付出了昂貴而不必要的代價,也令香港與中央的關係陷入劍拔弩張的僵局之中。今年是2022年,我們不應也毋須再沉迷於「數當年」的幼稚遊戲之中。現時香港最至關重要的任務,是要將其歷史上的轉折挫敗及成功成就,融會貫通,並從中找到貢獻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法,讓內地同胞及朋友們能參考香港的經驗,從中汲取教訓,也看到改進改良的整體方向。在此基礎上,我認為賢能管治應當為香港的管治主調,但箇中必須具備高度競爭性及適量開放性(盡量不要設置不必要的門檻或篩選,盡量讓更多的聲音及人士得以參與在內)的直接選舉。

香港的管治體制組成及邏輯,與其在國家與國際社會之間的關係,有着莫大的關係。在港的外資企業、資金投資者、文化達人,皆是我城的持份者,也是對中國持續改革開放及走出去的橋樑基石之一二。我們的國家不搞自我封鎖,香港也要順應而走出具備中國香港特色的善治之路,將「國際化」的精髓保留在香港的基因之中。

四、 主權底線:不能僭越,必須鞏固及確立
以上提到三大改革方向,對於香港未來發展皆缺一不可。但這些方向卻不能違反一道關鍵非常的底線。這便是國家的主權底線。香港乃是國家的一部分,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有一些人將「國際化」與反中反政府的聲音畫上等號,乃是陷國際化於不義,也是有違基本政治道義要求及現實框架的徹底錯誤。也有些人喜歡將香港與世界的接軌當成是為外部勢力利用香港介入中國內地事務的踏腳石,將煽動性行為理所當然地合理化。這種做法,絕對不可取,更是不明智地將港人命運綁上了一架對我們毫無益處的死亡列車。

若要確保香港能持續繁榮昌盛,每一位港人都能夠找到自己生存的尊嚴及空間,港府在「全球化」及「國際化」等層面上必然要採取主動「攻勢」,然而在國土安全上則要無時無刻地保持警惕,維持「守勢」。同樣道理,港人值得一個願意尊重而聆聽不同聲音的開明政府,而不是一個將異見排斥在制度以外的封閉政權──前者對得住中央,對得着「一國兩制」,更是吸納民心及維護國家安全的先決前提條件。

五、結語
有朋友跟我說,「2022年的香港人,倒不如認命,乖乖地躺平過日就算啦!咁鍾意大陸,不如『返』大灣區算吧啦!留在這兒,幹啥呢?」我倒想說,參與在共同建設大灣區之中、貢獻國家,與香港的持續國際化並無衝突,甚至相輔相成。借用鄭永年教授的語言來說,正需要我們對國家二次入世、參與國家第三次開放,堅守作為國家一部分的道德底線,為「五十年不變」的下半場譜出新氣象,寫出新一個二十載來。我們不會認命,更不會躺平。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 信報202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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