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值得擁有一個更好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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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電話簿上有幾位數個月以來沒聯繫上的朋友，最近終於得到了對方回覆。說是離開了香港，去了外國。再掃一掃朋友圈，有的去了外國、有的回了內地「避疫情」、有的消失風雨中。曾踴躍而積極發言進諫，提出各種各樣公共政策改革的，漸趨沉默不語。曾以正面積極向上，貢獻香港為榮的，看不到改變曙光，等不到改變空間，消極度日。我很想抓着他們每一個人的手說，「我們毋須放棄！我們仍有希望！天天向上！」

但現實上，若給我一個跟他們會面及道別機會，我則會說，「我們沒有放棄的餘地。」然後要不道別，要不寂寂地等待他們忽然回心轉意，暫且再相信多這個願景一會兒。

相信過去幾年走來，身處或心在香港的大家，都不好過。認為社會必須以秩序穩定為基石的，在種種風雨之下只見曾經熟悉的安穩及寧靜被顛覆起來，香港變成國際政治鬥爭的戰場。認為自身所認同的價值並沒有發揮空間的，在種種變遷下對香港心灰意冷，認為香港已經走到其生命力盡頭。遠在海外，卻心繫家園的政治冷感者，對於嚴苛非常的隔離措施下回不了香港這變相事實，唯有萬般無奈地接受現況。對香港寄以厚望、恨鐵不成鋼的體制中朋友，為此城過去數年動盪及失去方向而感到揪心。

但若詰問箇中的每一位朋友，反問他們，「你願意放棄香港，放下香港人這個身份嗎？」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說，捨不得香港、放不下香港人身份，因為他們對這個家，情有獨鍾。都是香港人。任何一個人對家的歸屬感及認同感，乃是獨立於他們最為理智而膚淺的利益計算。真正的愛國愛港，並不是將此行為的利益弊處加減乘除，便能得出來的。

這次疫情，讓香港迎來了一場慘烈的教訓，卻似乎連稍為認真貫徹的一課，都沒上到。

孤立無援。有好友的染疫長輩在家中等待救援，最終等不及而過世了。也有好友一家四口中招，到急症室求診，卻只見病人醫生、屍體生人、愛人親人，都陷在那兵荒馬亂的泥沼中，各自奮鬥到底。有從事社工的朋友，辦公室裏面除了他以外無一幸免，自己還要獨自一人向服務家庭派送物資──上有高堂，下有妻房，怎麼辦？

資訊混亂。今天說檢測，明天說稍等。昨天說收緊，今天說放寬。當然，沒有任何法律或抗疫方針應當是一成不變的。但人命攸關，港人希望能看見的只不過是透明、人性化、具基本彈性的貫徹回應──難道這一問，也是過於苛刻？有朋友家中老人過世，只能苦等十天以上才能等到棺木。人非草木，求個有尊嚴的終結而已，也有困難？

唯有自救。在前線搏鬥的議員朋友，應接不暇地嘗試解答每一位困在家中、檢測呈陽性的解放問題，更要親自冒着感染病毒的風險，逐家逐戶地派送物資。有住在籠屋劏房裏面的，為怕傳染鄰居，跑到街上去睡街。有染疫工人為怕被發現染疫，上不了班而賺不了錢，寧願不檢測，也不要被「強制隔離」。更有家庭傭工在僱主的竭斯底里下，被踢出家門。這些一幕幕，都是現實。這些一幕幕，都是真相。

一河之隔的我國深圳，固然管治模式與香港有所不同，卻能高效率、高精準度地落實社區封鎖。即便是抗疫方針確實需要改變了，在中央的指引下，上海與南京等地也能及時提出反思改良，落實符合政治實情的應對方案。新加坡及紐西蘭當地確診率高企，卻在居安思危的疫苗接種率高企的情況下，將死亡率減低至極低。對，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是次疫情中能說自己是做得百分之百完美的，肯定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這並非藉口，而是鞭策，是無時無刻的提點。

我們值得一個相信市民，讓市民也願意相信他們的政府。市民希望擁有尊重及聆聽普羅大眾、而不是只向權貴菁英賣賬的父母官。

退一步而言，香港有很多的深層次問題，仍亟待我們解決。

房屋問題，其最為可怕之處，不只是昂貴樓價及住宅的狹窄居住空間迫使每一位港人皆要掏出龐大的資金去買下那丁點的土地，去購買人人應有的隱私及空間──而是其把每一位負擔不起昂貴樓宇者的尊嚴，在那不堪入目的擁擠骯髒環境中，被剝削、被榨乾、被忽略。

畢業以後的年輕人，無論過着如何節儉樸素的生活，仍要打拚十多年，方能買得起離市區很遠很遠的一個小單位，還要面對職工分離的噩夢──又怎能為自己在職場上拚搏感到充分的底氣，相信香港經濟未來其實是為他們預留了席位？如何就着土地審批過程拆牆鬆綁、改革簡化規劃及諮詢過程、以「大數據」思維模式進行全面性規劃，這些固然是有能之士值得探討的方案──但短中期內，住在劏房及籠屋裏面的居民生活福祉，又應當如何獲得保障？

跨代貧窮，對於富庶者來說可能是抽象的數字。對於生於貧窮，死於貧窮者而言，卻是對他們一生勞勞碌碌、奮發圖強的莫大諷刺。

一個公平的社會，固然不會妄求絕對平等的結果，卻必須讓人人皆具備平等向上的機會，以自身雙手去打拚、創造機會。現實卻是，假設你生在一個貧苦家庭當中，即便你能憑着自身非常額外例外的努力及天賦，進入優質學府學習，畢業後卻仍要面對職業種類欠奉、起薪點趕不上通貨膨脹、房價物價樣樣價皆高企的殘酷事實，在起跑線至終點線之間作永遠不足的努力嘗試。若你成功了，恭喜你──這完全是你以努力抗衡本身排斥你體制所爭取回來的成果；若你失敗了，那不好意思，這個社會中的大眾，只會以最殘酷的眼光批鬥你的「不足」、漠視你的「努力」。貧富懸殊固然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會面對的問題，但此問題在香港的盤根錯節及根深柢固，讓我們在生活水平及社會公義路上皆寸步難移。

產業單一，也是眾多尤其以年輕人為主的港人絕望之因。讀萬卷書後，卻發現只能「殊途同歸」──無論你是讀理科還是文學、社會學還是外語，最終卻發現香港只容得下律師及醫生、銀行家或管理諮詢，對於高端科技、中高端服務性行業、創新行業、文化產業，根本毫無需求，更甭論生態圈。人才流失非一日之寒，更不能單純怪罪於過去幾年香港社會所發生的種種。問題癥結在於，香港並沒有為我們的人才提供用武之地，而在百物騰貴的香港社會中，沒有一份穩定收入的工作，根本難以生活下來。我們眼前只看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美，卻從沒有反思過如何為不想從事金融或法律、醫生的港人締造機會。所謂的長遠經濟規劃、中期發展藍圖、短期復甦措施──若沒有強大的生產力及勞動力支援，又怎能成事？

競爭力下降，這是一個複式問題。除了正在老化的人口、公私營協調不足的醫療系統（怪的不應是個體個人，而是制度設計及背後的誘因），香港更必須面對其殖民時期「積極不干預」思維所遺留下來的保守理財思維、與國際社會脫節而產生龐大壓力的本地教育制度，並正視現時明顯浮現的競爭力下滑問題。之所以說問題是複式，乃是因為裏面環環緊扣，牽一髮動全身。人口老化，自然對安老醫療系統構成嚴重負擔；同時，這些系統性因素令香港經濟產業長遠在缺乏外來人口的情況下，只能偏向於勞動力需求較低但勞動素質較高的特定產業。路徑依賴，令教育制度皆偏向所謂的功效主義，忽略了教育本質應當發掘的全人全能發展。在此前提下，我們又怎能在大灣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佔有一個較為重要並具競爭力的角色？

人才流失──我城正面臨史無前例的移民潮。無論是出於對政治鬥爭及糾紛的厭倦、對香港停滯不前的經濟產業政策的不滿、對自身子女未來教育的主觀判斷，還是因應內地城市相對於香港而言較為便宜的物價及較為完整的管治架構，這些因素皆驅使大批港人離開此地，往別處發展。我們乃是昔日的東方之珠──這並不是拜什麼外國人的「恩賜」所促成，也不能單歸因於內地經濟起飛。我城上世紀經濟成就，是靠港人自身一手一腳打拚回來的。我城接下來這個世紀的未來路向，也是靠着居住在這裏，對這地有價值觀及思想層面上認同的，以及從外而來但對這片土地產生同樣歸屬感的人所編寫。

港人值得更多。我們值得願意自發性地反思貧窮及不平等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願意站出來、站起來化解問題，補短而相助的社會。可能我們確實不能事事都靠政府──但不要忘記，成功的小政府體制背後都有大社會的存在，以守望相助的社群精神推動鄰里互助。香港的「大社會」，卻在過去數年的風雨中四分五裂，難以凝聚起來。

此時，讀者可能會提出質問。提出問題很容易，解決問題很困難。我又有何高見？我沒有什麼高見。我不會假裝「辦法總比問題多」，也不會自欺欺人地說，解決以上問題很容易。但我希望以下幾點想法，能為香港帶來一點兒新氣象。人微言輕，但我只希望以上的種種掏心言論，以下幾點想法，能拋磚引玉地吸引有能者重視。

第一，管治體制與市民之間，不應存有任何不必要的隔膜及距離。以人民為中心的管治，其實道理很簡單──要把民眾利益放在首位，要把民眾聲音視為關鍵的參考指標，並要把民眾期望作為自身管治的鞭策。香港的政治體制文化有其獨特之處，不應把內地那一套照辦煮碗搬來，這樣只會水土不服──也正因如此，香港本應具備在既定政治框架內推動更高民眾參與、更廣泛的官民合作對話、更全面的聆聽諮詢及地區政治參與，而不是把民眾排除在體制以外。什麼智能科技、分析民情這些都是其次──最攸關重要的，其實乃是管治本身的出發點。底線是，管治者不能把民眾視作被「駕馭」或「馴服」的服從者，更不能將其定性為可玩弄在鼓掌之中的被動者。要破除不必要官僚主義，必先要把民眾反饋及聲音融入有機有序的表現評核過程當中。

同時，作為管治班子的個別代議士、議政參政者，有必要反思一個重點問題。煽動性、針對性的情感論述、非黑即白的民粹言論，可能是出於政治必須的操作，卻對修補撕裂、落實全面改革、推動良政善治於事無補。香港要往前看、祖國要往前走，需要的是願意實事求是、化干戈為玉帛的正面思想。香港本應是一個百花齊放、理性多元的城市，而不是一個立場先行、政見為主的撕裂之城。如何走出這種二元對立思維，仍須擁有實權及論述權者踏出第一步，釋出善意。

第二，作為大灣區的一部分，香港不可以被動度日，認為我們只要乖乖「躺平」配合，便能從大灣區急速發展中分一杯羹。

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更沒有免費的發展藍圖。香港必須對大灣區有所貢獻及付出，方能為港人及同胞謀取更佳福祉。反之，我們更不能妄自菲薄，自貶身價，將自己變成他人附庸跟班。除了金融及融資以外，香港必須善用自身作為法律仲裁、滙聚教育科技人才等優勢，在大灣區內爭取更積極及具主導權的角色，以香港模式為基礎，反向影響大灣區其餘城市，推動良心的改革循環。

我們更必須摒棄什麼，「回到大灣區」、「融入大灣區」等硬性口號式論述──從來香港便是大灣區的一部分，又何來「回到」、「北上」、「融入」等它化形容詞？更深一步去推演，這些論述所反映着，乃是一個更為扎根甚久的問題，那便是，政府並沒有好好規劃過如何將「大灣區」以一個普羅大眾認識而能接受的思想框架，向港人推銷。這乃是本港建制的責任，也是管治大灣區中金融科技樞紐的應有之義。

第三，香港的未來，必須而肯定是與其自身國家緊密結合的。一個沒有了國家的香港，如同一個在大海中失去基本方向定位的船隻，只能在波濤洶湧的國際公海中茫然飄蕩。國家能為香港提供的，遠不止市場、機遇、資金，而是一種核心的道德根基及基礎，讓我們能將自己作為國人的身份化為香港在國際社會中話語權的一部分。同胞能為香港所做出的犧牲，我們必須銘記在心，而不是當作是理所當然。

反之，香港對國家的價值，源自於其與內地體制上的有機分歧。真正愛國者，不會貿然想將「兩制」變為「一制」，將香港得來不易的法治、清廉、文化共融、自由經濟等優良傳統，毀於一旦。將香港獨有的金融、經濟、法律系統顛覆，這種做法對國家、對國人，站在所有持份者立場而言，也是不仁不義的。而我們在提防香港被他方他者滲透的同時，也要提防個別機會主義者嘗試將「兩制」之間的界線模糊，從而對「一國」繁榮發展帶來不穩。長遠而言，香港獨一無二制度優勢，能為港人、國人同胞，以及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融合，帶來有機合作交流的最佳基地。

第四，也是最後一點。香港必須面向國際社會、接納及吸納國際各國文化、包容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主動招攬人才，方能持續維持我城的國際地位及競爭力。香港乃是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及制度實驗的關鍵試點，也是連結我國與世界的橋頭堡壘之一。我們的外資、外來勞工、在港國際企業，乃是香港不可或缺的要素。香港不能走上反國際化的內捲自毀道路。我們必須維持作為多邊主義基石、中國新時代開放可敬外交根基的角色，積極善用我們獨有的人才及人脈，為14億同胞在國際社會爭取良心的話語權。

我不想再看見有人因為對香港絕望死心，而買下那張單程機票，飛往茫茫大海以外的未知，投奔怒海地飄洋過海。我更不想看見有人認為香港「家不成家」，所以只能在內地或海外，在那地平線上的日落與日出之間尋覓第二個「家」，萬籟俱寂。

我們值得一個能充分發揮香港獨特地位，繼續為國人、為港人發光發熱的未來。香港是一個地方，也是一個符號。這個符號本質蘊涵着的精神及魅力，讓我們具備建設香港的義務。推動具建設性的改革、遠離茫然的破壞性鬥爭、吸納外來人才及資金、鞏固香港與自己祖國的良性關係，這才是我們邁向更好家園的過程中，應當做的份內事。即便我們最終失敗，起碼我們也曾努力嘗試過。

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頭，成功只有靠堅守信心，奮鬥！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